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积极倡导者和其作用

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的身份，参与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筹建工作并积极推动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在1925年美国出版的《世界教育年鉴》中关于图书馆运动一段是陶行知参与撰写的。“远在公元前数世纪的周朝，中国即有了图书馆。但是只有极少数知识贵族方能利用之，一般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问津的，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学校图书馆逐渐出现。至今年（1924年）为止，中国已有了十二所配备了极优良现代设备的学院图书馆，以及相当数量设备良好的中等学校图书馆。这意味着为教师和学生探求知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位于各教育中心的古籍图书馆，尽管似乎有些迟疑不决，也逐渐向比较高级的读者开了门。

陶行知对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成立经过以及当时的图书馆运动是十分熟悉的。1929年，陶行知参加了南京金陵大学科学馆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并发表了演说，明确声明他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并且阐述了图书馆的意义：“今日各省皆有代表，行知以会员资格出席，极为愉快。图书馆事业之进步可分为三时期。一为藏书时期，即收罗与典藏，二为看书时期，三则为用书时期，即书为人所用，而非人为书所役，此时期实为图书馆之新纪元。治外交者，不可不用外交书籍，从事政治者不可不用政治书籍；做工者不可不用做工之书籍；做农者不可不用做农之书籍。世上有两种人生活极无意义：一为读书而不做事，一为做事而不读书。此两种人之小活各有所偏，均属毫无意义。敝校（指晓庄师范）现在造一小规模之图书馆，其名似嫌太长，名为‘书呆子莫来馆’。盖专为用书而设，非为书呆子而设也。余常谓酒迷、色迷、财迷与书迷实同一意义。酒迷为酒所迷，色迷为色所迷，财迷为财所迷，而书迷亦同样为书所迷。换言之，即为书所役。图书馆之设置，对此点须特别注意，不然即失去图书馆之真意义矣。”(www.xing528.com)

实际上，陶行知参与发起和领导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活动。在陶行知影响下，他的一些知己朋友后来也参加了图书馆学会的活动，如曾与陶行知在崇一学堂和金陵大学两度同窗的洪范五，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兼中央大学图书馆长，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图书组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