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皖籍学人

近代，随着国门的洞开，西方诸国的图书馆逐渐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中国近代图书馆开始萌芽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端，它是在近代西方图书馆思想和中国古代藏书楼物质的双重基础上萌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名人对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壮大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末民初，皖籍学者上承新安朴学、桐城文派之学术传统，旁借东渐欧风新锐之力，开拓视野，改革创新，在创建中国现代新文学、新史学、现代教育学、法政学等方面功勋卓著。与此同时，随着开通民智、兴办新学、交流学术的需要，他们又迅速进入图书馆界，并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皖籍学人与中国现代图书馆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其时作为维新运动总机关的强学会被清政府强令撤销，以普及新学、启迪民智为己任，初显中国现代图书馆端倪的强学会“书藏”，也被归并到官书局藏书院。这应当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历史却往往具有多重可能性。就在此事件中，与中国现代图书馆有关的第一位皖籍学人登场，并以其见地、权势与影响力，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置放了又一块基石。这就是咸丰状元、光绪帝师，时任吏部尚书、奉命创办官书局的寿县孙家鼐（nài）。

孙家鼐固然不属维新派，但是，从一个明清两代书院密集、藏书家辈出的文化大省走来，他深知书院藏书的重要性。与中国古代国家藏书、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之公共性、开放性，以及分类、编目、借阅等管理方式，在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弘扬学术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身就与现代图书馆之精核存有契合之处。再加上受到西方科学文化思想影响，孙家鼐于收编强学会书藏时肯定了御史胡孚宸之语，书藏“意在流通秘要图书，考验格致精蕴”“此日多一读书之士，即他日多一报国之人”。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自己见解：“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各国富强之基实本于是。是庶政由人才而理，人才由学术而成，固有明效大验。该御史请将强学书局改为官办，自系为讲求实学培养人才起见，臣等公同商酌，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钦派大臣一二员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常川住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并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印售各国新报，统由管理大臣总其成，司事专司稽察。所需经费，由总理衙门于出使经费项下每月提拨银一千两，以备购置图籍、仪器、各国新闻纸及教习、司事、翻译薪水等用。”

因此，至官书局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收藏书籍，创立藏书院，并聘请“通晓中西学问”的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与以往传统书院藏书不同，官书局藏书院内容新旧学参半，尤注意收藏经世致用之书。同时，孙家鼐主张这些图书允许“留心时事、请求学问者，如院借观，恢广学识”，这就使藏书院又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图书馆性质。

孙家鼐之举堪称一个榜样，而且是来自高层统治机构的榜样。因此，他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图书馆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由此开始，中国图书馆建设进入第一个高峰期，湖北、湖南等地纷纷动议修建图书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安庆知府方连轸、怀宁县令姚锡光“有创办凤鸣书院藏书楼之议”，改变“皖城虽号省垣，而人士多以擅长帖括闻，经世之学，讲求实寡。盖图籍之难购，讲肆之无人，风气未开，相率习焉安之”的局面。尽管此次动议未能付诸实践，但皖籍学人对于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已十分明显。一年以后，皖籍士绅何熙年“当此大局阽危之际，思效末途补救之谋。用是约集同志，创办书楼，多储经史，以培根本，广置图籍，以拓心胸，旁及各报，以广见闻。集议伊始，规划甫定”，终于成功兴办书楼，创我国开办省立图书馆之先导，而《皖省藏书楼章程》则赋予藏书楼以公开性、公平性、公益性、独立性、大公性，主旨与现代图书馆愈发贴近。1913年（民国二年），经桐城著名学者邓艺孙提议，全皖图书馆在省会安庆正式成立，南社社员、寿县方培良出任图书馆经理，安徽学界终于在创建图书馆的道路上取得重大成功。

与此同时，还有更多来自皖籍重量级学者中的身体力行、呼吁倡导。宣统初，著名学者吴传绮辞官回乡，即以私家藏书为主体，在安庆创建私人图书馆，免费向市民开放。民国初年，光绪进士江志伊卸任返乡，慨然捐出多年珍藏的经史子集等图书，在家乡旌德江村创办图书馆，江村乡绅贤达纷纷捐款捐书，面向全体乡民的江村图书馆一时名闻遐迩。同样是在这一时间段，另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皖籍学人于大洋彼岸铿锵有力地提出：“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这就是绩溪人胡适。他还勾勒了“理想中之藏书楼”的轮廓，并声称：“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绩溪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而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以比之英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法之Bibliotheque National（国家图书馆），美之Library of Congress（国会图书馆），亦报国之一端也。”1917年胡适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为尽快建设北京大学图书馆，他曾提议北大教授们捐出一个月的薪俸。1921年，胡适对改革商务印书馆提出四点意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专为编译所之用，但也许外人享用。”同年，他发表《对于安徽教育界的一点意见》的演讲，又一次提出办“一个大图书馆”的提议。1922年，胡适与蒋梦麟一起就日本赔款用途拟定计划，第一条就是“设东方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1992年8月7日，胡适又写信致蒋：“回校后不作别事，只担任募款建筑图书馆一事。”1924年，为纪念戴震（东原）诞辰二百周年，胡适与梁启超、陶行知等人在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东原图书馆，两年后，他又与同乡好友汪孟邹一起，实现了在故乡创办绩溪县图书馆的夙愿。

民国皖籍学人中，另一位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著名教育家——歙县陶行知。自民国初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陶先生就与图书馆结下情缘。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不久，作为主任干事的陶行知就将图书馆教育列为专门调查内容，并委托洪范五开展学术调查、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次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第一次年会，即着手组建图书馆学研究委员会，目标是：推动创立更多的图书馆，推广较好的图书馆管理方法，吸引更多的人利用图书馆。待到第二次年会举行，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即通过组织地方图书馆协会之议案。与此同时，陶行知克服种种困难，一手筹建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属的教育图书馆，使之成为中国近代较早的协会图书馆之一。在此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几乎每到一地，每开始一项工作，同时必然着手图书馆工作。上世纪20年代初，在平民读书活动中他创建“平民读书处”，并将这一活动普及到包括监狱、寺庙在内的社会最底层，军人、警察、犯人、商人、老妈子、夫役，都成了读书处成员；在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同时开办“书呆子莫来馆”，藏书2万余册；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他创办萧场儿童流通图书馆，为孩子们服务；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陶先生不仅亲自出马募集图书，建设育才图书馆，而且将编目、修补、陈列、借书等图书馆管理技能作为育才学生23项应具备技能之一。

在创办图书馆的工作实践中，陶行知提出许多有关现代化图书馆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尽管这些观点并不能称作系统之论，但其中既有来自大洋彼岸的科学、民主之风，也有近代以来皖籍学人对“经世之学”的推崇，颇合民主性、民众性、开放性之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譬如，在平民教育运动中，他提出“近今教育趋势，多利赖于图书馆，而民族文化，亦即于是觇之。启操等顾国籍之亟待董理，新学之尚需研寻，以为非力谋图书馆教育之发展，不可与列邦争数千年文化之威权。”谈到“流通图书馆时，他说：“流通图书馆为大众自学之重要机关，必须努力普及”。“流通图书馆的对象是大众，它必须为劳苦大众充分的服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流通图书馆。”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召开，陶行知在会上进一步指出：“图书馆事业之进步可分为三时期：一为藏书时期，即收罗与庋藏；二为看书时期；三为用书时期，即书为人所用，而非人为书所役，此时期实为图书馆之新纪元。图书馆之设置，对此点须特别注意，不然即失去图书馆之真意义矣。”(www.xing528.com)

如果说从孙家鼐到胡适、陶行知，皖籍学人还主要是致力于“公共图书馆”的创建，那么，待到洪范五、施廷镛、朱家治走向前台，皖籍学人对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建设也随之进入一个更为深入、更重内涵，同时也更显辉煌的时代。

洪范五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聘任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以“图书资源共享”“为读者服务”等思想，使我国古代藏书楼脱胎换骨，真正成为现代化图书馆的关键性人物之一。

翻开洪先生履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生是与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1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1919年赴美攻读图书馆学，1921年获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学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23年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此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图书馆主任，安徽省教育厅科长，两次出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1936年至1952年任中央大学及其后身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改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兼任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图书组成员。

在此历程中，与洪范五并肩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奋斗的，还有两位来自徽州的图书馆专家——施廷镛与朱家治。

施廷镛自1922年起，他先后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清华大学、（伪）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图书馆主持古籍分类与编目工作，于目录学和版本学方面贡献尤为显著。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任顾问期间，他清点和整理故宫图书，编撰了《天禄琳琅查存书目》《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首倡利用序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持了对图书的科学分类工作，创编《图书分类法》，直到今天，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分类仍在采用“施法”。此后，他还编写了《古籍版本学浅谈》，于高校中普及古籍版本学教育。多年来，施廷镛孜孜不倦地为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埋头工作，先后著有《中国丛书综录续编》《中国丛书题识》《中国丛书知见录》《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中国古籍版本概要》《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等，并主持编印《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甲编一》《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稿）》，实为我国现代版本目录学之前驱。

朱家治青年时代与陶行知、洪范五同学于歙县崇一中学，后进入金陵大学学习，1920年以优异成绩得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士学位证书。大学求学期间，家庭贫困的朱家治在图书馆管理参考室，并以半工半读方式，半日到南高图书馆任职，半日在金大读完大学课程，这一经历成为先生一生接触图书馆事业的开端。

大学毕业以后，朱家治正式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更名后为东南大学），适值洪范五自美国学成归来，开始东大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工程。在洪范五领导下，朱家治不仅全力开展图书馆各项工作，钻研目录学，译写图书馆学专著，而且在暑期图书馆学班授课，参与南京图书馆协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组织工作。另一位老同学陶行知创办中华教育改进社，每次年会召开，朱家治都负责主持图书馆组会议。据施廷镛之子施锐记载，20年代至40年代，朱家治有以下活动：“到北平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整编西文图书；发起组织南京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联系，派人来我国考察图书馆，他任英文翻译。”短短一段话，足令人想见当年为中国现代化图书馆事业奔波不已的朱家治先生的劳碌。但朱家治的实际劳碌还远远不止于此，据程极平《图书馆学家朱家治》一文记载，1928年先生应邀至国民党外交部图书馆，建立登录、编目、阅览等制度，编印图书目录等，几乎是做了新办一个图书馆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他又参与接收日本所占前中央大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复员后，聘他为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除却大量事务性工作，朱家治还致力于中国图书馆与西方图书馆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图书馆理论建设。早在1922年，他就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欧美各国目录学举要》，此后又先后推出《图书馆教育组报告》《杜威及其十进分类法》《师范教育与图书馆》《图书馆参考部之目的》《管理：民众图书馆选择书籍的问题：以切合民众需要为原则》等著述，并译有《鲍士伟博士考查中国图书馆后之言论》《鲍士伟博士致中华图书馆协会之报告书》。

在中国现代化图书馆建设历程中，我们必须提及的皖籍学人还有陈东原。陈东原1930年至1934年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作为一名皖籍教育家，他一方面以教育家的眼光，将图书馆看作是社会大学，以为“再好的学校教育，学业毕竟有期限，而图书馆则无时间限制，无论老少，均可终生倚为良朋；学校教育人数有限额，而图书馆则到馆便可阅读。”因此，就职之后，他尽全力开展为读者服务的各项工作，“充分利用馆藏，提高阅读效率；开办图书馆专修班，培养专业人才；编写《东方杂志》及《教育杂志》论文索引，《馆藏中文书目》及《安徽省立图书馆概况》，方便阅读与研究”。这一系列举措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安徽图书馆面貌。另一方面，陈东原又具有安徽学者对于文献、考据的特殊敏感，大力加强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形成富有特色的馆藏。据蒋元卿《回忆中的安徽省立图书馆》一文记载，特藏方面：“十九年以后，对本省文献之征集，不遗余力，不惜重金，收效较巨。如本省地方志基本齐全。皖人遗著达数百部。他如有关历史文化资料，亦征求粗全。历史文化陈列室、图帖陈列室，灿然可观者，皆由涓滴而成也（均毁于兵燹〈xiǎn〉）。至若发交保管之寿县出土楚器七百余件，特设专室陈列。《戏鸿堂法帖》原石，则建亭陈列，并拓印数十部流传。”与此同时，陈东原以“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提倡学术研究，介绍新出书报，促成良好学风”为主旨，创办了在民国学术界极富声望的图书馆刊物《学风》，并组织力量编著《四库全书著录本省先贤书目》《安徽书院志》《安徽清末新教育》《各县著述人物》《各县风土记》等等。所有这些努力，不仅使一度默默无闻的安徽省立图书馆声名崛起，而且将我国古代良好的学术传统再度注入现代图书馆体内，推动中国现代图书馆走上中西结合、富于本土特色的办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