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陈东原先生所言，“普通图书馆的一般目的不外乎：1.使一般国民了解读书的兴趣；2.启发一般国民之道德智识；3.使一般人得有终身继续修学的机会。”省立图书馆从开馆以来，在社会上也不断扩大影响，从“闲人免进”到鼎盛时期的人声鼎沸之气象，也食馈陈东原先生所言。从所收集、整理的文献中得省立图书馆阅览与借阅可见一斑。
《第一回中国年鉴》中，据《新教育杂志》所载沈祖荣的调查说：“安徽省立普通图书馆，每季阅书人90。”《日用百科全书补编》，除仍载沈祖荣的调查外，另有一表称“每年阅览人19000人。”同一书中，竟有两种不同的记载，而且两说相差很大。据前条所说每季90人，则每月不过30人，平均每天只有1人。如据后一记载，每年19000人，每月应为1500人，平均每天约50人左右，相差竟达50倍，显系未经确切调查与统计所致。
另据唐轶康《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一文所说，“阅览者每年约500余人”。综合起来，在1928年以前，图书馆每天的阅览者，大约只有一两人（50人之说，恐未必可靠）而已。1928年以后的阅览情况，据图书馆编印的《季刊》第一期所载，每日阅览人数，由20人增至30余人。
当时阅者特别少的原因，是图书馆的藏书并不适合群众的需要，线装古籍多而新书少。同时，图书馆也未向社会公开。据唐轶康所说，“从前图书馆门前，曾挂‘闲人免进’的虎头牌”，所以阅书人不敢擅自出入。又据《学风》第一期《安徽省立图书馆之今昔》一文，有一段记载道：日前在本馆书库楼梯后之暗室内，检出大堆的破纸旧书，曾发现两张红纸印的本馆阅书券，正面中间是“阅书券”三字，右边一行填年月日上午或下午，左边一行是“过时作废”四字。反面记载注意两行：“1.每入馆时须带此券，方准入览；2.此券过时作废，如有涂污损失者，亦即作废。”根据这两条记载，挂虎头牌是禁止入内，阅览券同样是限制入馆，可知当时的图书馆是藏书重地，未便任人自由进馆，实际上是挂着图书馆招牌的旧式藏书楼。
1930年以后，阅览情况为之一变。从每天36人，陆续增至500余人。这里摘录几个数字来说明：1930年2月至12月，阅览人数为101746人，1931年为197180人，1932年为192170人，1933年为200193人，1934年为360940人，1935年为333352人。因此，当时有“已由旧式藏书楼，臻于海内新式图书馆之林”的豪语。不过，每年到馆这样多的人，是否都是阅书的人，还值得研讨。当时的门禁确是打开了，任何人都可入馆，只要在大门内领一张阅览券，就可以到处游览一番。由于院内花木缤纷，环境整洁幽美，加以寿县出土古物的轰动，每届春秋佳日，尤其是假日或节日，真是“游人如梭肩摩踵接”。游倦了，可在阅览室内休息一会儿再走，或是借本小说书看看。因此，这一些阅览数字，只能作为进馆游览者的人数，亦即到馆的人次，真到阅览室读书的人，是不会太多的。
藏书楼时期，对入馆阅览者有所限制，所以每本书上都盖有“不准携出”的图章。1930年8月以后，馆藏图书可以借出馆外阅读。借书办法是：借书人填写一张申请书，审查合格后，发给一张保证书，觅取商店或个人保证，经对保无讹后，送上一张借书证，凭证借书。有效期，商店保为一年，个人保为半年。由于这一新措施，借书人十分踊跃。当时每年发出多少张借书证，已无资料可查，只能抄列几年的借书数字来看：1930年8月至12月，借出图书为13516册，1931年为33550册，1933年下降为14906册，1935年上升为20578册。至于借出图书的种类，绝大部分是章回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最受欢迎。借书看的人，大多数是小市民，商店小开占较大的比例（原因是觅保容易）。由于章回小说满城飞，就造成人尽皆知有个省立图书馆，从而阅览及借书等统计数字，增速飞快。
附录一(www.xing528.com)
本馆二十一年逐月阅览统计[摘自《学风》（安庆），1932年第10期]
全年逐月阅览人数统计如下：
表5 1932年安徽省立图书馆每月阅览人数统计
全年阅览人数分类统计如下：
表6 1932年阅览人数分类统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