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数人”而言，个体不仅具有公民身份，在文化识别下，更是以特定文化群体成员身份而存在。公民身份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种政治关系，规定了国家和个人在这一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罗尔斯称之为“政治认同”；同时，个体对其所属的非国家形式文化群体的哲学、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确信和依恋在罗尔斯看来则是一种“非政治认同”。正是这两种承诺和依恋——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共同规定了人们的道德认同，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即塑造人们看待自身在社会中做什么和努力实现什么的方式。而如果人们丧失了这些依恋情感，就很有可能迷失生活的方向。[8]
事实上，“特殊的法律地位”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加拿大政府和原住民群体意见分歧的焦点。加拿大政府曾经把造成印第安人窘迫境遇的根源归结于其特殊的法律身份的规定。为了实现完全的平等，1969年联邦政府出台“白皮书”，要求废止《印第安法》，废除所有有关印第安人法律身份的规定，赋予印第安人与其他加拿大公民同等的待遇和机会。然而，印第安人却对此政策表达了强烈抗议。他们坚持，“独特的法律地位”是其印第安文化群体成员身份的有力保证，国家应在承认其特殊地位的前提下，保证他们的公民权益，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来管理包括教育在内的本民族的事务并传承印第安文化。在印第安人的强烈要求下，联邦政府最终放弃了“白皮书”中“同等待遇”的主张，并在随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调整政策，赋予原住民包括发展教育在内的一系列自治权，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对原住民的“差异性”权利保护。加拿大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的原住民身份，承认并肯定他们的固有权利和条约权利不受侵犯。在全国家庭普查中为原住民人口单独设立统计口径，帮助其完成身份确认。近几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显示原住民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除了其较高生育率的影响外，也与政府致力于推进对原住民的身份确认工作不无关系。同时，通过第一民族和因纽特文化教育中心计划的实施，开发包括语言和传统技艺在内的原住民文化教育课程和资源，支持原住民社区博物馆、图书馆的运行，帮助原住民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增进公众对原住民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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