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支撑的优化方案

加拿大原住民教育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在当今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出现衰退迹象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明显。作为“战后”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多元文化主义曾经一度在西方国家盛极一时，并对世界各国的原住民和少数民族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之下，许多国家积极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实践。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进入退潮期，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多元文化主义在除了加拿大等少数国家之外的西方国家中出现了一幅急速衰退的图景。2008年欧洲委员会颁布了《跨文化对话白皮书：平等尊重友好相处》，强调尽管现在欧洲社会存在多元文化的现实，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损害了少数群体中的个人权利，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和分离，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不再适合当今欧洲的社会发展。^[1]荷兰和澳大利亚遭受挫败之后，英国、德国、法国等众多西方主流国家相继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首先，欧洲国家近年来整体上出现了右倾思潮的影响；其次则是欧洲各国的政府和民众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移民的整合效果的失望情绪在政治上的反映，根本上仍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没有能够在这些国家中实现其理论设计中为政府和大众所描绘的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和社会稳定等理想目标。经历数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之后，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中，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有鉴于社会整合作用不佳的客观事实，多元文化主义备受质疑，失去了公众和政府支持的基础，其衰退也就成为自然且难以避免的事实。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在2011年德国慕尼黑召开的欧洲安全政策会议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比较充分地诠释了西方主流社会对多元文化主义态度的转变。卡梅伦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主流社会“集体身份”的弱化，客观上滋长了伊斯兰恐怖势力。多元文化主义不但没有像政治家们所预想的那样促进各族群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反而打破了英国社会原本的核心价值体系，加剧了社会动荡。^[2]近年来，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西班牙等国频繁发生的极端暴恐事件进一步加重了西方主流社会民众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和拒斥心理，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些国家衰退的趋势一时难以遏制。

除却前文所述的社会现实的挑战，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重新兴起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首先，多元文化主义过于注重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文化、知识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容易滋生“我族中心主义”。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族群文化因交流而逐渐发生的变迁，客观上人为强调了不同群体间的界限，导致了社会分化和族群分离。一些学者认为，片面强调族群意识以及“差异”欣赏、对集体权利（群体权利）的过度保护，也使得多元文化主义在处理个体和群体权利的关系时存在明显的失衡，也成为其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通过与欧洲各国的比较不难发现，在多元文化主义全球性衰退的大趋势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实践依然保持了勃勃生机，成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虽遭受质疑但仍秉持多元文化主义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国家。究其原因，本书认为首先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执行效果总体上达到了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对其预设的目标。除此之外，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历史背景、政策内涵、实施方式和加拿大的现实国情与欧洲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实质上构成了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和欧洲各国不同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其社会整合的客观需要。由殖民移民构成的加拿大主流社会本身具有多元性，尤其是其核心框架（英裔和法裔移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推行提出了客观要求。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起因即可清晰地看出，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在其主流社会存在撕裂的现实危险的情况下出台的社会整合政策，其最主要目的是调和主流社会中英、法两大族群的族裔矛盾和文化冲突，实现主流社会内部的社会整合，原住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可以说在开始时只是其衍生品，只是在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政府、各原住民群体和移民群体的积极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原住民和移民事务。毋庸置疑，多元文化主义及政策不仅是原住民和移民群体的需要，更是加拿大主流社会维护以英、法两大族裔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需要。从“双元”到“多元”的自然演进，是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及政策发展的独特路径。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以英、法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社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族群和文化实现了多元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多元文化主义也因此成了加拿大最为重要的政策取向之一。(www.xing528.com)

其次，加拿大不存在欧洲各国普遍面临的伊斯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恐怖主义问题带来的挑战。伊斯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恐怖主义问题是欧洲各国近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导致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各国遭遇挫败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是由于地缘的便利，大量的穆斯林移民涌入欧洲，加上穆斯林人口较高的生育率，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普遍存在本国人口持续减少和穆斯林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问题，并引发了主流社会对欧洲“伊斯兰化”的普遍担忧；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欧洲各国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都是由伊斯兰极端组织策划实施的，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使得欧洲主流社会对整个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态度从包容转向怀疑、指责与排斥，且这些针对穆斯林的恐怖主义指责日益呈现泛化的趋势。前述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不仅导致了欧洲社会“伊斯兰恐惧症”的快速滋长蔓延，族群和文化冲突愈演愈烈，也从根本上摧毁了欧洲各国民众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信心和支持的基础。然而，与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同，加拿大人口中穆斯林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加拿大2011年家庭调查的数据，加拿大全国穆斯林人口为1 053 945人，仅占总人口的约3.2%，^[3]远低于前述欧洲各国的水平，加之加拿大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度较高，在加拿大没有出现“伊斯兰化”的普遍忧虑；虽然近年来在加拿大也发生过一些穆斯林移民实施的恐怖活动，但其数量和危害程度都远低于欧洲，民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恐惧和排斥心理相应较低。由于加拿大现实国情中不存在欧洲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客观上为也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推行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众支持的基础。

最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原住民群体的现状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受“全球化”和原住民“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和深入的影响，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文化和民族多元的国家里，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相互交流不断拓宽加深，各族群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明显，原住民的血统成分也在日益复杂化，随着各原住民族之间及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通婚日渐增多，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发生改变。这一现象也可以从侧面得到佐证，最近几次的加拿大人口普查中原住民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只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更多的是受到具有多重血统的申报人自主选择改变原来的身份信息，登记为原住民的影响。原住民群体在人口结构和文化传统上的变化不仅是前期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推行的成果，也为持续深入地推广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总量少，在全国人口结构中的占比较低，原住民保留区分散且规模较小，原住民各民族在文化、信仰和利益诉求上也存在一定差异，使得原住民对主流社会并未构成威胁，原住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在加拿大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内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得到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积极的回应和比较理想的预期成果，都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推行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而加拿大原住民对自治权的诉求也促使政府不断反思其既往原住民政策，在处理原住民问题上引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给予法律保障，以期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通过对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和加拿大不同际遇的比较及原因分析不难发现，多元文化主义在用于民族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整合时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由于加拿大与欧洲国家的国情不同，政府赋予多元文化主义的目标任务也存在差异，因而实施的效果也大相径庭。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及其政策是实现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欧洲主要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渐次衰退的国际背景下，加拿大原住民教育政策的多元文化主义特色也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