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形成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为了解决因其国内特殊的族群结构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随着同化政策的失败，加拿大国内少数族裔力量迅速崛起，对英裔主流文化所带来的剧烈冲击加剧了英裔主流社会对其文化和社会统治地位的忧虑。出于维护其自身文化和社会统治地位的需要，以英裔为主的加拿大政府步美国的后尘，提出了加拿大版的民族“熔炉”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加拿大化”运动。加拿大的民族“熔炉”政策与从文化相对论角度出发理解的民族“熔炉”政策存在明显的差异。按照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实施“民族”熔炉政策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认国内存在民族多元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和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容纳，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补充和融合的过程中构建一个文化同质性和社会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多民族社会。而加拿大“加拿大化”运动所要实现的目标则是要通过“熔炉”实现对国内不同族裔进行生物性整合，并将加拿大国内不同族裔的文化混合生成“加拿大化”的文化。相较于同化政策对非主流族裔文化的剥夺，“加拿大化”运动对非主流族裔的文化给予了适度的尊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加拿大的民族“熔炉”政策一出台就遭到了法裔社会的强烈抵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以法裔为主体的魁北克省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并使法裔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遭受了极大的削弱。“熔炉”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加剧了法裔对自身文化的地位甚至是文化本身能否存续的担忧。魁北克法裔对修改联邦宪法，给予魁北克特殊权力地位，促进新法兰西文化复兴与发展，摆脱英裔加拿大人的统治的要求迅速高涨。在处理魁北克问题的过程中，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给予魁北克法裔高度自治权和输送经济利益的方式来维持和改善法裔与英裔之间、魁北克省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联邦政府处理与魁北克法裔关系问题的政策明显存在顾此失彼之虞，既没能解决魁北克省问题，又反而引发了原住民和其他族裔的怨愤。他们认为，加拿大不仅是英、法裔两个民族的国家，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遭受文化剥夺和文化传统丧失的状况远比法裔严重，但联邦却赋予法裔高出其他族裔的特殊地位和利益的做法是对其他族裔的一种严重的不公和歧视，并要求政府对他们的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平等的保护。由于“加拿大化”运动并未从根本上彻底摒弃同化思想，其实质仍然是排除其他文化对英裔文化的威胁和渗透，促使其他族裔放弃自己独特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文化，转而融入由英法主流社会主导的意识和文化，加拿大少数族裔对“熔炉”政策普遍持反对和抵触情绪。20世纪60年代末，魁北克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加拿大国家政治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包括原住民在内的众多少数族群也对政府明确提出了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在各族群的反对和各种复杂的民族矛盾相互纠缠的社会现实之下，加拿大联邦政府不得不放弃已经失去社会基础的“熔炉”政策，“加拿大化”运动以失败告终。

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加拿大化”运动失败后的加拿大政府亟须寻找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其解决国内日渐高涨的族群矛盾的政治实践，加拿大理论界也对加拿大国内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积极探索。一方面，为了解决魁北克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需要利用多元文化主义调和英法两大族群的矛盾，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发生在魁北克的“平静革命”和“十月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60年，魁北克省总理让·勒萨热在魁北克开始推行“平静革命”，对魁北克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平静革命”在推进魁北克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对魁北克民族主义的迅猛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平静革命”的“做自己的主人”的主旨的引导下，魁北克的民族主义快速嬗变为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并从中孕育出了加拿大国内的极端恐怖主义。20世纪60年代末“平静革命”的结束并没能终结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势头，反而活动日渐活跃。其中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以维护民族利益为由不断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对加拿大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以及当地民众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970年10月，加拿大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终于制造了加拿大史上最大的一次恐怖主义事件——“十月危机”。“十月危机”发生后，时任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采用雷霆手段对极端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进行了镇压。作为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和来自魁北克的法裔政治家，特鲁多对化解魁北克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坚决反对盲目且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有悖于民主的理念；坚决抵制魁北克的极端民族分离主义，抨击狭隘的民族分离主义是加拿大历史的倒退。特鲁多在其《联邦主义与法裔加拿大人》一书中，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剖析和批判，强调魁北克只有在联邦的框架内才能拥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来实现生存和发展，因为“魁北克分离出联邦将丧失来自联邦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支持，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人民将遭受苦难”^[2]。“十月危机”虽然通过政府的坚决打击而解决，但危机的根源并未得到根本消除，为了彻底解决这一有关加拿大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特鲁多政府举起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大旗。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英法裔移民的大量涌入给加拿大的民族结构带来重大变化，少数族群日益强烈的权利意识和诉求促使加拿大政府产生了利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施社会整合的需要。到1971年人口统计的时候，加拿大人口中英裔、法裔和其他少数民族大概各占1/3。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开始在加拿大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代表少数族裔发出自己的声音。少数族裔汇集起来的实力迫使加拿大政府必须认真地考虑他们在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各方面的合理诉求。正如前文在分析“熔炉”政策时所提到的那样，他们要求加拿大政府将给予法裔加拿大人的权利和对其文化的保护平等地推广使用到少数族裔群体。面对少数族裔不断高涨的权利要求，加拿大政府意识到，要维护加拿大的统一和稳定，促进加拿大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不可能只依靠安抚魁北克法裔来实现，必须从加拿大是一个由多族裔共同构成的国家的实际出发，保护少数族裔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为了制定新的民族政策，加拿大政府组建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对加拿大国内的民族构成和民族现状进行全面调查。该委员会提交给加拿大政府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加拿大国内在民族构成和民族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发展趋势，并对民族政策由“统一”转向“多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给予了肯定。调查报告的观点与特鲁多联邦政府的民族政策理念产生了高度共鸣，为加拿大政府制定和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铺平了道路。1971年，在特鲁多的领导下，加拿大政府正式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www.xing528.com)

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行和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理念深深地扎根在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心底。1988年，加拿大顺利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多元文化主义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化在加拿大的平等地位和受保护的权利，推进消除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保障其享有平等参与加拿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与自由，反映出加拿大社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广泛赞同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