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当代加拿大原住民教育政策的缘由

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原住民教育历史和比较完备的原住民教育政策体系，在其漫长的原住民教育及其政策实践过程中，既有早期的教训又有当代的丰硕成果，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历经多次政策演变之后，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政策的国家。其当代原住民教育政策在维护多族裔国家稳定与发展，传承与发展原住民文化传统及提高原住民教育成就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实际的成果，为在多民族国家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下推进原住民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1876年，加拿大议会通过的第一部《印第安法》规定了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强制同化的政策。其目的是要消灭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改变他们的社会及政治结构，使他们完全融入英裔“主流社会”。作为当时政府贯彻其同化政策的重要举措，为原住民开办的寄宿学校强迫原住民儿童学习英文、信奉基督教、接受来自欧洲的殖民文化。殖民统治者认为，儿童比成年人的可塑性强，将他们带出家庭与社区，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几年或数十年，让他们在联邦政府和教会开办的寄宿制学校接受教育，可以达到将原住民文化消灭在儿童阶段的效果。1884年，联邦政府对《印第安法》进行修改并规定：16岁以下的有身份的印第安人必须到寄宿制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直到18岁。1920年，政府进一步修改《印第安法》，强制规定无论有无印第安身份，所有7～15岁的印第安儿童必须到寄宿制学校接受教育。由于受到原住民的抵触以及办学经费不足等问题，这项政策虽然并未达到政府预先设定的同化目的，但割裂了原住民年轻一代与其传统文化的纽带，对原住民族群的身份认同及文化传承的破坏性影响至今难以磨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的民权运动和亚非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以及国内联邦政府与教会伙伴关系的解除，加拿大政府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原住民实行的同化政策，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变革。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原住民的需求做了大量调查并发布报告。其中著名的豪森报告^[6]建议停止寄宿制学校的运行并得到政府的支持。联邦政府随后逐渐关闭寄宿制学校，将原住民学生整合进入省属学校，对原住民的教育政策也体现出促进“融合”的趋势。1971年，特鲁多政府颁布了《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宣言》，宣布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原住民的教育权利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1972年，“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提出《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教育》的报告，率先要求对印第安人的教育进行改革；联邦政府随后接受了印第安人教育自治的建议，并将这一政策作为原住民未来教育的指导性意见，开启了加拿大原住民教育的当代篇章。

随着原住民教育自治政策的逐步实施，原住民教育状况得到逐步改善，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原住民社区管理的学校数量逐渐增加，其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也不断得到改进，入学人数和学生学业成就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加拿大原住民教育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同化”到“多元文化”的发展路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原住民教育制度和体系。在以德、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纷纷放弃多元文化主义的时候^[7]，加拿大原住民教育在全球原住民及少数民族教育中更凸显出其典型性。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尽管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不到10%，但其分布地域极其广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且多数民族地区位于边境线附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短短半个多世纪，少数民族地区呈现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人口兴旺、民族繁荣的景象。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其教育普及率和教育质量都有大幅提升。但由于发展的历史尚短，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仍然存在“普九”水平相对较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高层次人才缺乏、学生学业成就相对较低等问题。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仍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国外原住民及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理解，并可将国外经验的启示结合国情，推进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改革。(www.xing528.com)

加拿大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加拿大原住民教育问题和我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在中加两国，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教育成就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两国都有法律和政策上的相关规定保护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因此，追溯加拿大原住民教育政策由“同化”到“多元文化主义”演变的过程，分析政策的内容、实施、特征及价值取向，深入开展中加原住民和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对于探究原住民和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规律及启示，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改革大有裨益。

2013年，笔者有幸参与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资助、加拿大温莎大学许世静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迈克尔·康奈利教授联合主持的中加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合作项目，并于同年9—12月赴温莎大学交流学习。中加互惠学习项目以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主建立互惠学习机会，让中国和加拿大的教育者相互学习、增进理解、建立互惠理解关系。交流学习期间，在许世静教授的帮助下，笔者到原住民保留区Walpole Island^[8]开展了原住民教育专题调研。正是这次经历让笔者对加拿大原住民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开始了对加拿大原住民教育政策的研究。2019—2020年，笔者再次赴加拿大温莎大学访学，并通过深入调研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