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的北京精忠庙的附录

一、导言

明清时期,北京内外两城有众多的寺庙等宗教信仰建筑,有关这些设施,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1〕。但很多设施的起源并非一定与常识中的佛教、道教相关。北京的宗教信仰设施中,有两座精忠庙。提起精忠庙,一般会让人与“精忠报国”的南宋将领岳飞联系起来,岳飞广为人知,当然是因为他抵御外族入侵的行为逐渐被后世当作精神遗产象征化,纪念岳飞的庙宇和设施分布于中国的各地,北京的精忠庙只是这些设施中的一、两个事例。

我们可以将精忠庙理解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或信仰的一个方面,这种设施的出现一方面与数百年来频繁的战争、动乱等社会背景有关,另一方面,精忠报国、关帝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同明代中期以来,人们的远距离空间移动和远距离商业活动,以及与传统城市的扩大俱来的城市服务人群的增加等因素相关联。各地因生计等经济因素汇聚都市的农民,与一般由征税系统来北京服朝廷徭役的工匠们不同,他们为了在陌生的城市中生存下去,必须构筑自己比较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不得不从事各种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居民服务的行业,乃至于很多被城市居民轻视的“贱业”。不断增加的这类人口的存在和扩展变化的市场,使得城市中需要各种缓冲机构或设施来调节喧闹的秩序,安定这些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外来人群的精神。前述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与这一潮流和需求有很大的关联。

另外,岳飞广为人知,实际上还得益于说唱文学与戏剧的传播。在戏剧、小说等媒体中,岳飞作为主角,一直是万人景仰的大英雄。所以精忠庙也与戏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关注北京精忠庙的主要理由在传统城市研究新的视点,即大量从农村,或者外地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生存,而且长期居住下去？扩张的城市在给这些外来者提供工作等机会的同时,还给他们提供了什么精神支撑？如果城市缺乏相应的设施和“装置”,那么,这些外来者会采取什么行动,自主地设置一些什么来“保护”或安定自己？

我们基本将类似于精忠庙的设施视为明代中期以来膨胀的都市中,主要由外来人群自主建立的、并成为城市共有的、具有公共性质的秩序装置和精神调节器,但这些城市社会生活的精神调节器至20世纪中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一部分公共领域传统的中断。

如果从20世纪的历史来理解,这种变化既有社会变迁与时代更替以及城市自身变化等因素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转换。20世纪中期以来,除少数例外,城市中的宗教信仰设施几乎全部被摧毁,即便有一部分形体被保留下来,其传统机能也不复存在。而且在20世纪末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城市改造中,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大变化的传统景观更加面目全非,那些曾经的象征性建筑及其与周边建筑群的相互关联,不仅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而且在历史地图中也越来越模糊不清。这对传统景观维持长达500年以上的北京的历史研究和理解是一重大损失。鉴于奥运会前北京外城的大规模拆迁、改造,使历史文物和传统景观的大量丧失,不仅降低了传统都市北京的文化品位,而且使理解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北京的历史丧失有形的贵重证据。2006年以来,在丰田财团学术研究基金的资助下,我们以照片、口述采访等“文献化”方式,对北京的外城传统景观区域进行了调查研究。作为项目“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域传统景观的图像摄影处理和居民历史记忆的紧急调查——重构16世纪以来北京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资料积累”调查研究的一部分（编号：D06-R-0422）,本论文尝试通过对精忠庙的实地调查和文献整理,挖掘潜存于宗教信仰设施中的行会组织、戏剧业界真实的存在状态,进而追踪宗教信仰设施在传统中国城市中的机能。

二、北京的精忠庙

1.地理位置

精忠庙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宗教设施,在各种文献中并不明确,其中成为祭祀对象的岳飞既非佛教,也非道教的神祇,而且庙内所祀之神亦非岳飞一种。在文献中,外城的精忠庙始建于康熙年间^〔2〕。庙中除了岳飞的塑像外,还设有害死岳飞的高官秦桧像,当时的人们用侮辱秦桧的形式来祭奠岳飞。据乾嘉时京官戴璐的《藤阴杂记》卷五记载：“金鱼池西精忠庙祀岳忠武,自灵佑宫灯市罢后,庙设烟火,人竞往观,土塑秦桧,煤炭燔之至尽,名曰烧秦桧”。每年庙会时,此处十分热闹,有很多北京的居民来观看祭祀岳飞、惩处秦桧的仪式。另外,如前面所述,中华民国时期,内城的内三区北新桥东大街一百三十七号另有精忠庙^〔3〕。

地图1：乾隆时期的精忠庙及周边建筑（乾隆五十年《加摹乾隆京城全图》）

地图2：1950年的精忠庙街（《北京市街道详图》亚光舆地学社1950年出版）

外城精忠庙的建设具体年月实际上并不明确,但据中华民国时期北平研究院许道龄所编《北平庙宇通检》称：“明建,祀岳武穆,清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年）因地震倾圮,旋修复,旁有喜神庙,为梨园子弟公所”^〔4〕。前面所谓康熙年间建设实为重建,依据中华民国时期庙内所存器物铭文等,可以断定精忠庙至迟在明天启六年（1626）已经落成。

精忠庙位于现在北京老城区的外城、前门的东南部,即现在珠市口东大街以南、天坛路的北侧,崇文区（现为东城区）的精忠街北边顶部。这一带清代有东晓市和山涧等地名,20世纪前期已以精忠街冠名,其名称应由精忠庙而来,乾隆时期的详细北京城地图中已有精忠庙的标示。行政区划在清末引进警察制度后,街道之上的所属关系——区的变化甚大。精忠街的空间位置以及行政所属如下图所示（地图1、2、3、4）。

地图1因图纸长期磨损褪色有模糊不清之处,精忠庙在后来的“龙须沟”西南面,周边房舍不太密集,空地比较多。庙的庭院很大,东边道路很宽,庙南有大片空闲地。

1950年的精忠庙周边已被命名为精忠庙街,庙的周围有玻璃胡同,但空间结构上与乾隆时期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20世纪末,地图3上已经没有宗教建筑精忠庙的蛛丝马迹,原因在于精忠庙原址以及周边的景观、住居在数十年间有了相当大的改观。

地图3：现在的精忠庙街地区（200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北京市地图册》）

地图4系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调查资料集（四）的地图,很清楚地显示了精忠庙在北京外城中的位置^〔5〕。

地图4：佐伯有一等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行会資料集（四）》）

2.内部构成

因现在精忠庙已形迹无存,而相关文献又非常缺乏,我们无法确知精忠庙的全貌和内部结构。但是1940年代,知名学者仁井田陞在今堀诚二以及北京前门一带的商人、道士等的协助下,对精忠庙进行了实地调查,留下了包括照片在内的文献和采访资料。

照片1：精忠庙前景观（佐伯有一等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

照片1是仁井田陞拍摄的精忠庙前的景观,照片上是精忠庙建筑的一部分和门前的小型广场,根据照片判断,庙的面街围墙和建筑并不高大,庙前一带为玻璃商店庆源德、乾兴厚等,据仁井田陞的实地调查,当时庙的周边有不少玻璃商店^〔6〕。实际上,清朝末年,这一带早已如此,清人李虹若的北京旅行指南《朝市丛载》有“前门外精忠庙南,座西向东,恒义厚记玻璃店,自置各式灯镜、大小玻璃、穿衣大镜、广货、盆景,一概发行”的记载^〔7〕。照片上门前的空地有卖东西的移动小摊,可见当时此地人员往来不少。

精忠庙在中华民国时期分为北院和南院,两院相距约有五、六家民宅的距离,北院占地比较大,南院面积较小。两院的门均朝东开。北院包括祭祀岳飞的正殿、戏楼、孙祖殿、喜神殿、油画行鲁班殿。其中孙祖殿和喜神殿为二层楼建筑。南院的中心设施为鲁祖殿。

地图5：精忠庙平面图（佐伯有一等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行会資料集（四）》）

据仁井田陞的调查笔记,各个设施的前面和中间都有匾额、碑刻存在,其数量虽然不少,但文字多残缺不全,正殿中有明天启六年的铁香炉铭、崇祯三年“尽忠报国”（梨园弟子献）的匾额、崇祯三年忠武岳鄂王“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不患天下不太平”训词匾额、康熙三十一年“岳忠武鄂王新建郡王殿记”碑,以及乾隆至光绪时期的碑铭匾额等。其中康熙三十一年“岳忠武鄂王新建郡王殿记”背面有“钦点首领陈兴祖、会首王文科、王升锡……郢玉班、宛王班、紫成班、鹿鸣班、聚玉班、义和班、自怡班、永兴班、文和班、明义班……”的记载。明代的香炉和匾额应是地震后留下的前明遗物。外城精忠庙大体在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已重建,在重建过程中,如前面碑记所示,在北京活动的各个戏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精忠庙的诸神及其意义

除了岳飞祭祀外,精忠庙内的各种设施内祭祀的神祇其实并不相同,其原因在于各设施属于不同的城市行业,不同行业所祀神祇不同。清末民国时期,精忠庙实际上是几个不同行业的活动据点,将众神纳于一庙。据仁井田陞1943年对精忠庙的管事人何卓然的采访调查,与庙内神祇有关的行业主要有建筑行业的瓦匠、木匠、以及建筑装饰的油匠和画匠,靴鞋行、梨园行等。靴鞋行所祀始祖孙膑,孙祖殿中有其塑像。建筑行业中木匠、瓦匠祭祀鲁班,油画行祭祀鲁班、吴道子、普安真人诸神。另外,巧炉行（补碗）也祭祀鲁班,油桌行则祭祀“三财”,整容行（理发）祭祀罗真人,肥行（粪业）也祭祀三财,等等,均与此庙有关系,中华民国时期除少数年份外,一般这些行业组织每年都会在庙内举行祭祀仪式^〔8〕。

照片2：喜神唐明皇（佐伯有一等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

北京梨园业界的专用场所为喜神殿,喜神唐明皇即唐代皇帝玄宗李隆基。照片2为殿内喜神塑像,戏曲行业组织和行内从业人员每年在此举行仪式祭祀行内始祖。据《新唐书·礼乐志》称“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因此唐玄宗被戏剧界视为业界开山之祖,被当成行业神来祭祀。精忠庙内的喜神殿据称建于乾隆时期,殿内四壁绘满梨园故事,其壁画极其精美,壁画至中华民国时期尚存,著名戏曲家齐如山曾将其拍照保存,其中一类为十二音神图,另一类为唐明皇游月宫全图^〔9〕。

三、梨园会馆与精忠庙

1.梨园的形成(www.xing528.com)

梨园作为中国戏曲行业的别称,唐宋时期逐渐得到发展,明清,特别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地方剧种的发展,各种戏班应运而生,开始在大城市立足,数量越增越多,尤其如苏州、北京等大城市,各类戏班相互竞争,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相对稳定的娱乐行业。为了防止业内恶性竞争,保障现有从业人员的利益,规范师徒关系,建立业内秩序,同时为了谋求从业人员的共同福利、救弱济贫,戏剧行业将同业人员组织起来,形成有制度框架、有一定约束力、规定了责任、义务以及享有权力的行会组织。这种组织的起源基本与行政系统无关,但都在同业内比较牢固的行业信仰、即祖师信仰下组织起来,通过固定的信仰中心——庙,定期的祭祀和相对程式化的仪式来加强同业者之间的联系,强化同业人员的共同体和业内规范意识。

明清以来,在具有相当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中,出现了众多的同业信仰据点和设施,塑造业内神灵、放大业内祖师信仰的现象逐渐普遍。城市中出现这种新动向实际上与宗教信仰的发达无关,而与以下的背景密切相连。即随着国际性商业活动以及远距离国内贸易的展开,从农村流入城市以及城市之间的人口移动规模增大,移动速度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膨胀促进了城市内的行业细分化和专业化,流入城市的人口在扩张的城市经济构架中为了构筑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经济地位,暴力圈占、无序竞争等等现象十分普遍,不仅行业内的竞争激烈,准入存在门槛,而且不同行业间存在利益交叉空间,相互间也有各自的利害角逐。行业内信仰、同业组织、同业会馆正是在相对无序的竞争、业内谋求共同利益和秩序化要求之中应运而生的^〔10〕。

梨园作为在城市里逐渐站稳脚跟的一个行业,伴随着城市的扩大一起膨胀的需求,以及大城市中各地剧种和同剧种内的戏班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营业竞争和市场秩序混乱等当时各行业的共同问题,梨园业内也同其他城市行业一样,逐渐将各种势力组织起来。这一动向至晚在清代前期,如南方的苏州市内各剧种和各演出团体间就有了松散的组织,业内各团体形成了以“老郎”信仰和“老郎庙”这一据点为中心的梨园公会组织^〔11〕。北方的北京与南方的苏州、扬州声气相通,业内从业人员共同信仰老郎,并且出资兴建老郎庙。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孙星衍在《吴郡老郎庙之记》中称“余往来京师,见有老郎庙之神”。上述的老郎神即唐玄宗,即后来北京外城的精忠庙所祀喜神。

清朝经过三藩之乱后,政治和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下来,全国经济复苏后,因政治中心的关系,加上数十万满族和八旗军队以及家属的财政消费,北京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又成为中国的最大娱乐中心,演艺界的各种人物和团体纷纷进入北京,特别是乾隆时期开始,这一现象愈来愈明显,北京聚集了大量演员和各地来京的戏班,在各个会馆、茶园、剧场演出^〔12〕。这些演员和戏班虽属于不同的剧种或地方戏班,共同的职业关系形成了相同的信仰,后来因宫廷的升平署在娱乐机构管理上的关系,各个剧种或戏班之间的松散联系逐渐紧密,特别是晚清时期,北京的各种行业开始形成比较正式的同业组织后,这种行业内的联系更为紧密。

清代北京的梨园规模有多大？因缺乏统计资料无法确估,但据192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步济时（J.S.Burgess）所著“The Guilds of Peking”第四章的不完全调查,业内登记者多达1500人,从这一数据大体可以看出当时梨园的规模^〔13〕。

2.北京的会馆与同业组织

清代自康熙以后,北京市内不但各地域同乡会馆的增长直线上升,而且各职业的从业人员加强同业者的相互联系,纷纷组织同业协会,以一个同业集团的面貌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恶化的生存环境。

有关上述现象,尤其是清代和中华民国时期北京的会馆与同业组织,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特别是外国学者的好奇和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有不少西方和日本学者对同乡和同业会馆调查研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马士（H.B.Morse）的“The Guilds of China”（London,Longmans.1909）,前引步济时的“The Guilds of Peking”,甘博（Sidney D.Gamble）与步济时合作的北京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New York.George H.Doran.1921）,清水盛光的《旧中国的行会势力》（《満鉄調查月報》第16卷9号、1936年）、根岸佶的《中国行会研究》（斯文书店1932年）和《中国的行会》（日本评论新社1953年）、仁井田陞的《中国的社会与行会》（岩波书店,1951年）。中国学者的研究则有全汉升比较简短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以及20世纪末彭泽益编辑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等等。彭氏的著作除了一部分研究外,主要为行会关联的文献,以及西方学者行会关联的研究翻译。另外,北京的行会关联的资料和研究还有李华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最近比较引人关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商会方面,有马敏、朱英、虞和平等学者的成果,商会虽与同业会馆相关、和行会组织也有交叉、重合的部分,但两者应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

上述各研究涉及中国行会组织的各个方面,如行会的起源,内部结合的形式、内部管理以及各种制度、习惯,行业伦理,纠纷的处理和裁决、处罚,与行政体系的关系,行会组织等等,以及行会在传统城市中的定位问题。在外国学者的研究中,日本学者的如根岸佶、仁井田陞等在充分的资料和实地调查基础上,力图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揭示中国社会的结构,其成果至今仍有很高参考价值。有关会馆与行会组织的成果整理与具体研究因与本论文主题有一定距离拟留待今后。这里想指出的是：精忠庙内的喜神殿是当时梨园公会组织的据点,北京戏曲行业的活动中心之一,很多业内重大事项均是在此讨论决定的,精忠庙也可视为梨园业界的会馆。

3.精忠庙内碑文等文献

精忠庙内相关的碑刻匾额,据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浜下武志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行会資料集（四）》的整理共有九处,其中最为重要的碑文是乾隆五十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结合仁井田陞的调查和张次溪所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整理如下。

盖闻诗书典籍,深严褒贬之词,杂史歌曲,亦□利美之意,是以千百世以上之行为,千百世以下犹在目前也。文人学士诗书触目惊心,庸夫愚子无□□,终身昏□,何以驱善？何以□过？能得性情之正而已。夫得性情之正者,贤愚共乐,莫善梨园之戏剧也。夫戏者,创自明皇天宝元纪矣,其齣剧叶其宫商,虽小子顽童无不悦观乐听□。是以□身□□□以恶其奸,是以补经史之不及也。然齣剧宫商必待伶官始演,其真情□□□泣,□□□□□□以□□□现今□□□□□□□□□□精忠庙侧立祖师庙焉。孰知年深日久,风雨损坏。于乾隆三十二年,梨园□□□□□□□□□报,不数月而焕然一新,美奂美轮,流丹飞阁更显然,梨园之盛举也。今将以为□□注意,重修之功□□□□原以传不朽云。

赐进士及第、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钦命提督江西学政加三级刘跃云撰文^〔14〕

精忠庙喜神殿自乾隆修复之后,北京戏曲业界内的各戏班集资增设和维修相关设施,在乾隆53年至57年的几年中,在北京营业的数十个戏班都参与了喜神殿的增补和维护。嘉庆时期,北京的同业团体对喜神殿的维护不遗余力,徽班、山陕班等均积极参与,共同出资出力。除同业信仰和祖师祭祀外,为了业界共同利益,戏剧业界还共同出资购买土地,设置公共墓地,安葬无力返乡的离世者。梨园组织中的领导,如当时的著名演员,担任业内会首、董事等职务的高朗亭,以及各戏班班主在梨园公益事业上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公益事业很多都以碑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虽经政治动乱、战争以及风雨剥蚀,到中华民国时期张次溪、仁井田陞调查时,庙内还存有道光时期“重修喜神殿碑序”“重修天喜宫祖师像碑记”“梨园聚议庙会碑”、光绪时期“精忠庙喜神殿碑”^〔15〕,相关碑文文献请参照上述两书。

四、20世纪的北京精忠庙

1.仁井田陞的调查和研究

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占领北京期间,当时任职于东京大学的仁井田陞多次往返北京,对北京的工商行业进行了详细的资料和口述调查,其中涉及北京的精忠庙。

1943年6月至8月、1944年10月,仁井田陞在今堀诚二等的协助下,对精忠庙进行了多次采访调查,对庙内的文物和碑刻文献均作了记录和抄拓,采访调查与记录包含精忠庙内各行业的文献、行业组织及其活动的状况,并留下了很详细的调查日记。采访调查的内容留下文字记录的主要为1943年8月9日,仁井田陞经后门外火神庙道教总会长田存续的介绍,采访了南水关马神庙道士刘仁德。刘氏为清末河北青县人,十五岁时作学徒,自光绪十八年出师后至1934年,一直在北京做木匠,对木匠行业的内部结构和各种关系,以及精忠庙内的祭祀活动很清楚,接受采访时年已77岁。采访时今堀诚二充当翻译,仁井田陞留有笔录。仁井氏还对庙内的各行业的神祇祭祀作了详细调查。1943年7月20日经田存续的介绍,仁井田陞采访了精忠庙的管理人何卓然,详细询问了庙内各行业的祖师和神祇祭祀情况。相关内容集中在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滨下武志整理编辑的《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行会資料集（四）》中,包括地图、照片、碑文的抄录、访谈录在内近100页,后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于1979年出版。

仁井氏的调查其实并非只是对精忠庙有兴趣,其所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秩序有关的各个侧面。仁井氏针对支撑传统城市日常生活的各领域,主导城市日常经济生活的工商各行业的营运、对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动向的行会组织的实际形态尤为注意,北京调查与研究是仁井田陞庞大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精忠庙关联的调查只是一个极小环节^〔16〕。

仁井田陞的调查研究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的环境中进行,虽然出发点是学术研究,但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关,与满铁的华北农村社会调查也有密切联系。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调查资料在以后的仁井田陞的战争反省和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其精华部分集中在他的《中国的社会与行会》中,此书吸收了此前日本学界和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2.20世纪后期的精忠庙

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政权建立后,对当时的前国民党政权的国有资产,以及产权所有者已不明确如寺庙等的公共性资产没收、管理,北京的众多寺庙成为新政权比较容易处理的财产,为急需各种建筑和地基的新政权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这类被没收的资产绝大部分被挪作他用。精忠庙的庙产和地基在20世纪50年代被政府征用,主要部分用于建设国营工厂,略有关联者为小学。小学即后来的精忠街小学,工厂为制造光学仪器的218厂。精忠庙的建筑完全被拆除,其地基上出现的是高层建筑,而原庙周边的低矮居民建筑依旧。以精忠庙为据点的城市诸行业组织原本受战争的影响而减少了活动,随着维持庙产的经济和人员支持的逐渐减少与丧失,50年代后又因新政权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城市内的传统行会组织或分崩离析,或被新政权吸收改造,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1〕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2〕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3〕《北京市志稿》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4〕许道龄：《北平庙宇通检》,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6年,第178～179页。

〔5〕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浜下武志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79年。

〔6〕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浜下武志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第660页。

〔7〕李虹若：《朝市丛载》,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8〕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浜下武志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第658～659页。

〔9〕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卷1,北平南城、精忠庙,北平经济新闻社1935年版。

〔10〕熊远报：《清代民国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売買業と『水道路』》,《社会経済史学》66—2,2000年7月,第47～67页。熊远报《胡同と排泄物処理システム》,《吉田伸之等編『伝統都市4分節構造』》,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8月,第161～184页。

〔11〕田仲一成：《中国演劇史》第七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

〔12〕芦玲：《市場·ネットワーク·メディアと中国の伝統演劇——19～20世紀における京劇の形成と展開を中心に》,东北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科学研究科博士论文,2004年。

〔1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28.

〔14〕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浜下武志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第589页。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912～913页。

〔15〕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914～916页,第922～925页。佐伯有一、田仲一成、浜下武志编：《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第589～594页。

〔16〕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構成》,东京劲草书房1991年,序言,第278～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