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对社会的机能与国家、公所

在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无论娱乐的类型、方式和手段都比较单一,娱乐性设施也很匮乏,或者说几乎没有专门的、大众能够消费的廉价娱乐设施与方式。由于识字能力比较低,而且图书的流通以及购买能力等问题,通过复杂的文字体系去了解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获得精神愉悦是下层社会的百姓难以做到的事情。对于下层社会的百姓来说,戏剧、说书和歌曲等通俗的形式,是既能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又能获得历史文化相关知识以及认知各种信息的重要载体,同时演戏这一活动所形成的特殊契机与特定的“场”,也为一般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戏剧是具有综合性的大众媒体。因此,虽然对于一个个的个人而言,看戏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一年一次或几次,一次几小时或十几个小时等）,但是,戏曲表演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却是非常大的。

就具体的社会功能而言,可以说戏剧表演和看戏本身是具有娱乐、教育,以及作为信息接收渠道的作用,而且还有作为社交场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媒介的作用等等。对戏曲表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还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这里主要侧重于对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家、社会、戏班和戏剧业界等是如何看待、认识戏曲表演的社会功能的,以及如何从传播媒体的角度捕捉戏曲表演的社会功能的等等问题加以考察。

上面已经通过对清朝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与戏剧及看戏相关的条例,讨论了清政府视戏剧为传播媒介之一种的问题。清朝政府和地方官员都认识到戏剧具有传递儒家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及政府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能够引导人们朝为善与忠、孝、节、义的方向发展。在强大的国家政权统治下,即使在民间社会,对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的认同与态度往往与政府一致。在那里表现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36〕。然而,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清朝政府时常担忧与警戒戏剧对人心、治安和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往往用最简单的办法——使用禁令加以处置。清朝被推翻之后,也有有关戏剧及看戏的规定,如戏园营业时间不能超过夜晚11点,以及戏园等娱乐设施的内部结构与相关设置等都要接受行政系统指导,必须符合消防卫生等方面的规定。但是中华民国时期以来,政府及社会大多是从积极影响方面去看待戏剧的社会功能,而不是以单纯的行政命令形式禁止戏剧的演出与看戏行为。

下面,将对20世纪的国家政权、民间社会以及戏剧业界对戏曲演出和看戏等的认识进行梳理。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不久,当时的政府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积极地看待有关戏曲演出社会功能的倾向。早在1912年,上海的演员们在创立上海伶界联合会的行业组织时,在向孙中山总理提交的申请书中,正是强调了将戏剧作为宣传工具,可以为革命和社会转型、社会改造与教育、慈善事业的宣传做贡献。其内容为“以改良旧曲,排演新戏,表扬革命真铭,阐发共和原理,使萎靡之社会日就进化,旁及教育慈善事业”。对强调戏曲表演的正面社会功能的这一申请,孙中山同样以高度评价戏剧的社会功能的方式回应,并对戏曲界成立同业组织予以批准^〔37〕。

北京政府于1912年4月下达的行政命令也涉及戏剧方面,其中非常明确地提到戏剧在社会改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特别承认戏曲界的演员们能够为国家、社会与百姓做出贡献^〔38〕。

当时的民间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就戏剧表演以及社会功能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社会上的有识者——知识分子在思考如何改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未受过教育的人现实社会时,他们首先强调了戏剧表演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初期,在当时发行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上,陈去病指出：与文字符号相比,戏剧表演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更大^〔39〕。(www.xing528.com)

其他的学者、知识分子也对戏剧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功能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柳亚子编辑的《春航集》强调“欲提倡社会教育,必须改良戏剧”。三爱的《论戏曲》认为,将戏曲（京剧）视为“普天下之大学堂”,是“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无涯生在《观戏记》将戏曲表演的社会功能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强调戏曲的好坏是“国亡兴盛之根源”^〔40〕。

进行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清末知识分子在主张创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改造之际,同样重视绝大多数识字水平很低或者文盲的普通人,认为戏剧是影响和动员他们的最好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他们主张戏剧比新闻报纸、小说和学校教育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41〕。

进入20世纪,演艺界的同业行会组织,特别是类似“吉庆公所”那样的机构作为演艺界的代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戏剧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吉庆公所”在与戏班和邀演者之间签订的合同书上,专门印刷了强调忠孝和节义内容的条款,合同书中还印有如“启发善心,惩创逸志”等字样强调自身主张的口号^〔42〕。这种认识尽管是清朝末年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延续,但中华民国时期戏剧的功能基本没有变化,只是语言表现形式已发生了调整。例如,民国二十一年（1933）的“吉庆公所”合同上明确印有强调在通俗教育中,戏曲表演可以为社会改造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字,所谓“对于通俗教育大有关系,寔足以转移社会而改良风化”^〔43〕。

当时的地方政府基于戏剧在改善当地社会风俗,促进社会进步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广东省政府直接与戏班和戏剧界协商,要求他们将戏剧作为教育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媒介,改造旧戏,编创包含新思想和新观点的剧本,参与到对广东地方的社会改造中。戏剧界肩负着改良社会的使命和责任,从同业协会的立场要求戏班为地方社会的习俗改良做出积极贡献^〔44〕。

如上述资料所示的,戏剧演出的社会功能,亦即改造社会,培养公序良俗,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以及宣传革命思想,在创造新的社会和国家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社会与行政系统的热切期待。这实际上意味着当时社会把戏剧当作一个有效的宣传工具,也就是说一个最容易的方便的公共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