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与雅部的形成及其区分方法

盐商群体以享受政府专卖特权而聚积起大量的财富,使他们得以招聘到优秀的演员,在一些相关的地方搭建戏剧舞台。也就是说,盐商们为了提供较高质量的演戏环境,通过巨额资金,组建戏剧相关的组织、建设相关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戏剧演出外部条件,对将地方戏剧整合发展成一个综合性戏剧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以下,将在形成大规模空间的经济网络与商人群体种种活动的背景下,考察戏剧内部发生的各种变化。

盐商群体为让皇帝轻松地欣赏到全国的各地方戏剧,把聚集在一起的戏剧,根据各地音乐和声腔元素,分为花和雅两大部类。

依据此分类法,将只唱以江苏“昆山腔”为基础的昆曲戏班归类为“雅部”,以从江苏省的句容県、安徽省的安庆、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北京等地方带到扬州来的戏曲声腔,即在扬州地区上演的“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等的戏班统称作“花部”,“花部”在当时演艺界也被称为“乱弹”^〔18〕。

表2-1　扬州盐商捐输：军事费用

表2-2　扬州盐商捐输：水利事业

作为一般的概念,花、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很模糊,有关花、雅的概念和含义的区分,《燕兰小谱》的例言中称“元时院本,凡旦色之涂抹,科诨,取妍者为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为正,即唐雅乐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从这一例言中描述的内容可看出,无论花和雅的表演技巧高低如何,两者都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互间并不排斥,而是可以同时共存,各展其能,相得益彰^〔19〕。

表2-3　扬州盐商捐输：灾害救济

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花、雅这一个区分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对戏剧形态的认识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更注重戏剧的内在——内容与结构方面了。所谓花（乱弹）实际上含有“杂”的意思。也就是说,“花部”包括各种各样的地方戏剧和音乐唱腔风格。“雅部”顾名思义则比较优雅,词曲结构相对规整,唱腔也比较委婉、细腻,伴奏的乐器有用“管”“弦”等,音乐与表演节奏比较舒缓,整体上给观众一种以缓慢柔和的音乐美,实际上也符合经济上和时间上比较优裕阶层的欣赏品位与生活节奏。(www.xing528.com)

表2-4　扬州盐商捐输：行政费用

在清代,一般把“花部”和“雅部”有意识地区分开来,作为区分“花部”和“雅部”的标准自然不是地域性差异。“花部”的声腔与昆曲相比,在当时的文人学士看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很新,但还处在没有定型的未成熟阶段,声腔的曲调样式与风格也还在成长阶段。尽管“花部”表演的声腔、乐器伴奏以及演出方式等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文人和官僚的趣味与爱好,但是“花部”中很多的地方性唱腔让人远离从来的陈词滥调,耳目一新,新奇的方式与风格远远比“昆曲”更加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且其表演的故事内容往往生活气息较浓,题材新鲜多样,都比较贴近日常生活,少了高高在上的说教与比较枯燥的价值宣传。此外,“花部”中的各个独立的地方剧种对不同的地方戏的唱腔,以及表演的形式都具有很强的兼包并容性,与“雅部”相比,“花部”也更具有丰富性与趣味性。因此“花部”在迎接乾隆皇帝的“大戏”准备中脱颖而出,“花部”被盐政衙门与盐商群体视为一个重要的戏剧形式来认真对待。

“花部”和“雅部”的划分,无论在中国戏剧史上,还是在清代戏剧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花部”的出现可视为盐商江春对戏剧倾注满腔热忱的结果。下面,具体讨论清代盐商江春与扬州戏剧间的关系。

根据《扬州画舫录》第五卷的描述,盐商群体组建的八个有名戏班中,其中六个戏班是徽州商人徐尚志、黄元德、汪启源、程谦德、江春等人的私家班。江春是徽州地区出身盐商的代表性人物,当时扬州盐商的八大总商之一,也是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所谓“总商”就是当时盐商群体中最具有经济实力,在盐商中处于领导地位,居于一般盐商与两淮盐政之间,起相互沟通的关键性商人。无论在商人眼中,还是在两淮盐政官僚眼中,“总商”都是盐商群体的代表,具有不容怀疑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江春就是盐商顶层——八大总商中的代表。江春带领扬州和两淮地区的盐商群体以及江南地区的徽州商人群体,动员各方力量,筹措经费,集聚了大量的资金,用捐赠形式（表2-1,表2-2,表2-3,表2-4）长期为朝廷提供大型战争的军费、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经费、救灾赈灾费用,以及为朝廷的某些特殊需求提供经费,成为清朝国家财政和地方公共事业建设的重要经济支柱^〔20〕。

以两淮盐商为中心的商人群体为乾隆皇帝南巡的准备,尤其为皇帝“南巡”整个过程捐赠大量资金,很早就引起皇帝与朝廷的关注。乾隆十六年,皇帝在对大臣的谈话中指出“今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俱于此取给。可信其无丝毫扰累闾阎。而办理工程,贫民更得资其利,赖于生计,转有裨益,甚属可嘉”。乾隆帝高度赞赏盐商群体向地方公益、水利事业等捐赠大量资金、急公近义,为行政当局排忧解难的行为,向一部分商人授予了象征社会地位与名誉等级的虚位官职。并且对那些已经获得过朝廷名誉官职的人进一步奖赏,指示朝廷官员对他们“著加恩,各按其本身职衔加顶戴一级,以示朕恤商为民至意”。指示将捐赠商人的名誉官职提升一级的同时,还增加盐商们原来定额的食盐销售“盐引”（盐销量的特权）数量,给盐商群体以实际的经济利益^〔21〕。

另外,盐商群体为应对行政系统的急需,在短时间内筹措朝廷或者地方官府应急的大量资金,用于维护边疆安全的战争经费、赈灾、水利建设等公共费用,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与军事行为,成为清朝国家财政税收之外的一个极为重要资金筹措渠道与来源。鉴于两淮盐商群体在清朝国家政治运行中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存在感,作为对商人们“忠心”的回报,皇帝也对他们格外开恩,指示朝廷授予盐商们名誉官职,增加他们的食盐销售“盐引”数量。在乾隆统治的60年间（1736-1795）,类似的捐赠与不断赐予名誉官职、增加商人食盐专卖额度、重视盐商群体利益的政策条例也反复登场^〔22〕。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组织、领导诸如为战争、水利工程、救灾捐款,迎接圣驾准备的各种事宜中,以江春为首的盐商群体与乾隆皇帝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顺便提一句,盐商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结欢朝廷,特别是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等相互勾结,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利益输送模式,在当时的行政系统中也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23〕。

具有很高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江春是扬州地方戏剧活动的最大支持者。他不仅喜欢昆曲,而且也十分关注昆曲以外的各类戏剧,这一姿态颇与当时重视昆曲的世风不同。江春把目光转向昆曲以外的各种地方戏剧,很敏锐地认识到地方戏剧发展的潮流与进化趋势。因此即使戏曲的内容与形式不同,唱腔种类不一样,也被他完全接纳,收入囊中。为迎接乾隆皇帝的南巡,他组建了表演昆曲的“德音班”,此后又组建了“春台班”。正如第一章所述,“春台班”是当时扬州以及江南盐商所建戏班中唯一的“花部”戏班,这一戏班招募了各地“乱弹”——声腔表演的演员,让不同的地方声腔同属一个平台内,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是一个与众不同、包容了各种不同种类的地方戏曲声腔、多姿多彩的戏剧组织。“春台班”的登场,无疑开辟了昆曲以外诸声腔新的发展模式,积极促进了地方戏剧间的交流与融合。而且戏班组织的原则和方式对后来京剧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总而言之,江春“乃征聘四方名旦,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他所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戏剧团体,起到了加快中国各地方戏种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与合流的步伐,开启了融汇中国东西南北各地戏曲资源,孕育新剧种的端绪^〔24〕。

在扬州这一戏剧极为盛行的地方,“花部”与昆曲在同一舞台堂堂登场,戏剧的相关者则以“花部”这一混合各种戏剧类型的复合概念来平等地对待各种地方戏曲,以及“花部”中杂多的地方声腔和平共处、相互配合、相互竞争,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小的接触成本确保不同地方戏曲系统演员相互进行演技、发声、曲调、故事内容的编排、乐器与歌唱、武打、杂艺、表情配合等的艺术切磋,取长补短,这种演艺组织与存在形态（平台）,与过去的戏剧组织以及其他地域的戏剧组织处于相互竞争,不同戏曲系统区分泾渭分明、互不相扰的状态完全不同,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整合,尤其是网罗各地区戏曲优秀形式与内容的方式,对今后京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花部”的存在必然从逻辑上内在地推导出一个整合中国各地方戏曲精华、创造出具有广泛覆盖面的新的超地域戏剧形态。

正如前面已经有所涉及,包含了各地域的戏剧声腔的“花部”在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管理中,或者说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正”与“邪”的观念中,因不被视为“正”（即对人们的精神和社会风俗有正面影响）,其演出与发展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干扰和限制。但是因为有了迎接圣驾南巡以及皇帝和宫廷喜好戏剧这一国家权力系统无法反对的理由,以用多样性方式娱乐皇帝以及随行人员的“花部”和“雅部”之分,而属于“花部”的各地方戏剧也就通过盐商群体与士绅的巧妙包装,在给皇帝欣赏的舞台上登堂入室,并且获得了皇帝的欣赏。这在清朝的文化政策与意识形态体系中具有非常滑稽的讽刺意味,皇帝的赏识自然是对清朝国家文化政策的一种无声批判。因此也给受限制、被禁止的各地方戏剧提供了一个可以伸展特性与魅力、进而发展的空间外,还为各种地方戏在一个巨大空间与舞台中整合各种要素、有机融合、进而生长出新生剧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和平台。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商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明清时代,尤其进入清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作用确实在不断增大^〔25〕。有关商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与展开过程,清朝知名学者沈垚曾经就其经济生活缘由很透彻地分析：“宋太宗必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故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26〕。余英时先生在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对明清时代商人社会与政治地位变化,以及社会功能与作用的大幅提高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27〕。尽管中国社会依旧存在“士、农、工、商”社会分层与根深蒂固的四民阶层观念,然而仅仅从商人以及与之关联的戏剧演出组织和戏剧内容内外两方面的作为来看,商人已逐渐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角与推动力量。与一般士大夫相比,无论是消费和娱乐领域,还是对政治和社会,明清时代商人群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引领着社会生活和娱乐的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