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南巡：江南士绅的热烈迎接

江南地区在10世纪以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江南的经济活动支撑起王朝政治的正常运行,在国家政治层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江南经济上的重要性,加上明清王朝政权更替之际,江南地区对满族军队南下的持久抵抗,江南地区成为清朝政治安定的一个风向标,时刻牵动王朝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为了强化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强调重视黄河、淮河、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的康熙皇帝在六十年手握重权,统治全国的生涯中,曾六次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巡视江南地区。乾隆皇帝也效仿乃祖,由北向南,经扬州、苏州、杭州等都市,六次声势浩大地南下巡视^〔10〕。清代皇帝除了承德行宫以外,远离京城前往外地,大多为发生紧急情况或者爆发战争之时。皇帝离开京城,前往江南,视察数月其实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例,它在清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据《御制南巡记》记载,乾隆帝总结自己即位五十年来的功绩时曾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所谓“西师”是皇帝在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二年（1757）,亲率军队镇压西北少数民族叛乱,巩固西北边疆秩序的重大军事行动。这两件事都是皇帝离开京城的重要军事行动与政治行为^〔11〕。

在历来王朝统治中,对皇帝外出京城的活动十分慎重,没有特别重要的大事,皇帝基本不出京城以及相关的行宫。皇帝的出巡会牵动整个行政系统以及相关地区,必须有行政机构负责沿途的安全、接待等等事项,这意味着相关负责行政官员有与平时难得亲近皇帝以及周围心腹的机会,这在皇权居国家权力顶点,具有左右行政官员升降即官员政治生命权力的环境下,皇帝的南巡在行政体制内,必然会打破既有的权力平衡,导致现任官僚中权势均衡的变化,同时也给商人和行政体系以外的其他人提供了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尤其是皇帝及其随从。盐商群体以乾隆皇帝南巡为接近核心权力、获取更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佳契机,主动出击,提出了相关接待皇帝南巡的建议,积极参与迎接圣驾南巡的各种准备,并以大额捐赠、主动承建相关的迎接设施等方式承担皇帝南巡的部分费用,竭尽全力获取皇帝和朝廷的欢心。

前面提到的搭台演戏仅仅是盐商群体迎接圣驾的一小部分活动,但是却成为盐商群体特别重视的内容。商人群体迎驾圣驾南来时,以演戏营造迎接气氛,讨取皇帝欢心的准备有很多方面,以下是其主要的内容。

首先,盐商群体极为重视戏曲的作用,将其视为迎接皇帝仪式中最重要事项之一。扬州以及周边的盐商群体大规模地改造了乾隆皇帝乘船巡视必经的运河周边景观。其结果,盐商群体将皇帝一行巡视之地建设得焕然一新,从扬州城的北边开始,将以“高桥”开始至“迎恩亭”止的一段很长的风景区命名为“华祝迎恩”,使之成为扬州最为著名的景观,但这只是盐商群体为迎接乾隆皇帝准备的“八景”之一。在扬州段运河长达数十里的沿河两岸,并排着被称为“档子”的各种华丽壮观的建筑物。这些建筑与区段由当时两淮盐商中的领导——三十名“总商”商议分工,每名“总商”带领相关中小商人出资出力,承包一个区段,负责营造其间的建筑、戏台以及相应的景观修整。在这三十个区块中,各自因相关地势和景观搭配,设有戏台,演奏音乐,表演戏剧,尽显负责这一段盐业“总商”和众商的忠心、实力与“匠心”^〔12〕。这些演出因喧闹的歌声、唱词和音乐吸引周围人们注目与驻足,的确起到了营造欢乐气氛,迎接圣驾的效果。盐商群体竭尽全力的准备与相关迎接活动并非一种毫无意义的付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皇帝的注意与赏识。乾隆皇帝南巡途中写了很多诗作,其中有“夹岸排当实厌闹、殷勤难却众诚殚”的句子,提到的就是此地迎驾时热闹的演戏气氛以及喧嚣的音乐等,盐商们竭尽全力的忠诚还特别得到了皇帝的称赞^〔13〕。

图2-6　天宁寺行宫

图2-7　高旻寺行宫(www.xing528.com)

第二,盐商群体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模仿宫廷舞台的风格与样式,搭建了专门针对皇帝以及周边随从欣赏的演戏舞台。扬州的天宁寺、高旻寺、重宁寺等著名的佛教寺庙原本是扬州百姓重大节日等举行祭祀仪式和祈福的地方,但由于接待乾隆皇帝南巡的需要,盐商群体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重大的修缮和改建。其中天宁寺、高旻寺还被用作皇帝的行宫来使用（图2-6,图2-7）。盐商群体在行宫前搭建舞台,准备了“仙佛麟凤”“太平击壤”等大型剧目。这些节目在当时被称视为“大戏”（指剧本内容完整、演员角色齐全、伴奏乐队庞大、相关道具配备齐全而且品质很高、全剧上演时间很长的戏曲剧目）。盐商群体于1783年集资在重宁寺修建了专用舞台,此后,重宁寺就成为扬州市区范围内上演重头大戏的地方^〔14〕。

第三,盐商们以高薪聘请江南地区的各类专业演员,招集众多优秀的戏剧人才,在扬州组建新戏班。

迎接乾隆第六次南巡的准备过程中,如何向皇帝奉献最好的戏剧娱乐,让皇帝心满意足,而且对自己心存好感,时常困扰两淮盐政衙门和在此从事商业活动的盐商群体,对他们而言,缺乏的不是资金以及相关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他们所关心的是戏剧演出的质量——亦即戏剧到故事、演员、表演问题。用现代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要寻找一个艺术造诣深厚,具有统揽全局,能让相关的戏剧表演具有灵魂的大导演。

江南地区的音乐戏剧专家金德辉师承名家,戏剧造诣甚深,了解各地戏剧、演员的色艺、角色配置、乐器演奏水平等等,在两淮盐政与盐商群体为迎接圣驾,为缺乏最佳娱乐形式而忧心忡忡的时候,金德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以一个艺术造诣很深,既是大音乐戏曲表演家,又是艺术活动家和一个特别称职的大导演身份,为两淮盐政衙门和盐商群体以及皇帝南巡的娱乐活动准备了最佳戏剧组织与最强演员阵容,金德辉的所作所为以及贡献非同时的艺术家所能媲美。同时他对博采中国戏剧之长,将各地优秀艺术汇总交流,进行整合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据龚自珍的《书金伶》记载：“乾隆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上六旬,江南尚衣、鹾使争聘名班之某色人,艺绝矣,而某色人颇绌,或某某色皆艺矣,而笛师、鼓员、琵琶员不具。或皆具而有声无容,不合。驾且至,颇窘,客荐金德辉,德辉上策日：小人请以重金号召各部,而总进退其所短长,合苏、杭、扬三郡数百部,必得一部矣。鹾使喜,以属金。金部署定,其目录：琵琶员曰苏州某,笛师曰昆山某,鼓员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辉自署则曰正旦色吴县某。队既成,比乐作,天颜大喜。内府传温旨,灯火中下珍馐酝、玉器、宫囊不绝。又有旨询班名,鹾使奏：‘江南本无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驾既行,部不得析,而宠其名曰‘集成班’,后更名‘集秀班’。”可见当时为迎接皇帝南巡,扬州地区的两淮盐政衙门与盐商群体煞费苦心,凭借手中的巨资,将大江南北的戏剧资源集聚起来,整合成一个兼具各种优势,囊括天下优秀演员的大型戏班。从商人群体将其取名为“集成班”,进而更名为“集秀班”可见其囊括了天下娱乐“英才”的经济实力与自负。至于“集成班”更名为“集秀班”的具体缘由和时期,因缺乏资料,不甚明了。但龚自珍《书金伶》成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集秀班延续至道光七年（1827）散班。张亨南在《金台残泪记》中称“去年五月、九月两过苏州,客招饮曲,间集秀班于春夏之交散矣”^〔15〕。

除了重新组建的“集成班”,正如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的,在扬州的盐商群体中,由几个大盐商私人拥有的七个“内班”和一个“外班”。盐商群体为什么组建这些戏班,除了他们以及家族的奢侈消费外,一般也被认为与迎接乾隆皇帝的“南巡”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在乾隆皇帝南巡之后,扬州的两淮盐政衙门开始为讨好皇帝聚集天下戏剧优秀资源付出代价,衙门必须承担戏班经常性费用的开销,而且其费用日渐增加,逐渐成为沉重负担^〔16〕。

第四,在盐商群体的主导下,组织专门班子,为迎合皇帝的欣赏口味,改编剧本内容,追求故事情节的完美,精心编撰所谓的“全本大戏”。方成培改编的《雷峰塔传奇》就是为迎接乾隆皇帝南巡特意创作的剧本之一。即使在今天,《雷峰塔传奇》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传统剧目,它的问世以及流承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雷峰塔传奇》中的《水漫金山》一节,故事情节中妖怪百出,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完全是一个让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想世界。其实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与宫廷中经常上演的《劝善金科》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很类似,在故事编成、人物与舞台场景设计等等方面,编导们煞费苦心,其目的就是迎合皇帝以及宫廷的欣赏趣味^〔17〕。

综上所述,盐商群体参与的各种戏剧活动,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外在活动,即提供一些物质与财政上的帮助,但是围绕乾隆皇帝南巡盐商群体的戏剧演出参与,以及他们为此目的的种种作为本身,对盐商群体自身、官场以及社会而言,带有浓厚的作秀成分,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社会传播功能,不过戏剧演出本身在其中发挥了强烈的冲击作用。在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政令中,尽管演戏和观剧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作为人间社会最高权威,以及道德象征的皇帝喜欢演戏这一事实,的确对官僚、知识分子、商人和老百姓的观剧活动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