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与扬州文化消费的关系

明代中叶,为了调集北方军队急需的军用物资,朝廷与食盐专营政策改革配套,实施“开中法”。根据此制度,为北边驻军提供一定数量粮食的商人,可获取相应的食盐专营中标权利^〔14〕。各地商人为了追求更大利润接踵来到东南,尤其汇集与食盐生产、销售有关的扬州。据史料记载,约在嘉靖三十七年进入扬州的山陕商人增至数百人^〔15〕,与此前后,徽州商人也进入扬州^〔16〕。盐商的后代在扬州子承父业,从事食盐营销。而且受成功盐商的吸引,来扬外地人也涉足商业领域,除了盐业外,也经营如粮食、木材、典当业、陶瓷器、茶叶、绢布等贸易。由此扬州的盐商队伍逐渐扩大,进而以地域关系为中心开始形成山西、陕西、徽州等盐商集团,它们因垄断贸易而迅速成长为对国家经济、政治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集团^〔17〕。

扬州的盐商集团成员形象虽千差万别,但社会经济生活有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盐商的巨额利润来自垄断贸易。尽管众多小盐商日常性地奔波于各地,碌碌于温饱,但扬州的豪商巨贾富可敌国。据当时人推测,万历年间扬州盐商集团资本总额为三千万两（银）^〔18〕,而清代扬州盐商集团的资本总额则有大幅增加,已达七八千万两（银）^〔19〕,至乾隆时,盐商资本规模几与国库金总额相等,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清朝的政治统治中,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力量。大规模资本的垄断经营收益非常可观,盐商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清朝已有个人资产达到千万两（银）的大商人^〔20〕,资产达到百万两（银）的商人大有人在,而这一类盐商甚至被称为“小商人”^〔21〕。

第二,扬州盐商为了更顺利地经营商业,在中国的主要经济地区的政治中心城市设立同乡会馆,吸纳有地缘和血缘关系者,利用整合各类商人的“商帮”这种多样化的社会机能,建立起一个机能畅通的商业网络^〔22〕。

第三,扬州盐商,特别是徽商,通过向行政官员、朝廷乃至皇帝慷慨捐赠大量金钱,积极构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第四,盐商的活动改变了扬州城的整体结构。盐商为了经营上的方便,逐渐迁居大运河附近。由此在大运河周边发展出“河下街”,扬州城从老街东南侧一直延伸到大运河旁边^〔23〕。

第五,盐商的经营与生活支撑起扬州的消费,吸引了更多的人进入服务性行业,不仅使城市的服务内容丰富起来,而且还促成了奢侈消费的风气。

进入盐商和扬州城市的消费问题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外来人口和扬州的人口规模问题。(www.xing528.com)

宋代扬州城的人口规模已经很大^〔24〕,明清时代,扬州府和江都县的行政机构同在扬州城。明初,因战争影响,外来人口成为扬州城居民的主体,所谓“扬郡查理户口,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余皆流寓尔,盖兵火之余也”^〔25〕。后世学者的研究推测,明代中期至嘉庆年间,扬州城的人口约在一万五千至八万之间^〔26〕。这一数据是对本地户口的推测。外来人口究竟有多少,很多文献中有只言片语的描述。如“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及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即清明节,扬州城中的男女老少都倾巢而出。外地暂居扬州者、徽州商人、山西和陕西商人,青楼名妓以及喜爱热闹的人都聚集街头^〔27〕。这一记载所描述的是明末扬州清明节的社会景观。嘉靖《惟扬志》中也称“国朝江都当江淮之要冲,民俗喜商,不事农业。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盛,为诸邑最”,即连接长江和淮河流域的扬州人喜欢经商,各地人杂居扬州,十分繁荣^〔28〕。至迟自明代中期,扬州城内的外地人口越来越多,明代开始兴建的“新城”成为外来商人的集中居住区。进入清代,扬州的外来人口继续增加。新城、旧城的商人、士兵、工匠等人口合计已至数十万户^〔29〕。乾隆年间,居住扬州的百姓中,外来人口占相当大比例,所谓“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30〕。另外,四方富贾、高官或土豪均以扬州为最适买妾之地,他们群聚此地,犹如苍蝇一样,充斥大街小巷^〔31〕。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的,不仅表现在食盐贸易、商业等扬州的经济魅力上,而且还包括养“瘦马”待价而沽等多样习俗。

整理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代的扬州城作为物流的枢纽都市,外来居住者、长期居住者、短期居住者已占据了很高比重,而且在数十万居民中,外来者、特别是有权势的商人,成为“新城”的住户、或者说“新城”的主人。因此可以说,这些外来者的自身消费,以及他们从事的流动性较高的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扬州的经济繁荣。

正如当时人观察,扬州繁荣的原因在盐业的盛行^〔32〕。凭借庞大资本垄断了当时中国主要经济区的食盐买卖、经济利益因朝廷食盐专卖制度而得到确保的盐商每年都能获取暴利^〔33〕。面对商人们的巨额财富,连乾隆皇帝南巡之际,也生出自愧不如的感叹^〔34〕。

坐拥巨额财富的扬州盐商除了向朝廷和地方官府大量地捐赠、贿赂外,剩下的大部分利润主要用于消费和奢侈生活。有关扬州盐商的奢侈消费,明清时代的文献中留下很多记载,其具体状况因本文探讨方向问题不能逐一解析。但以下资料足以说明其基本状况。雍正皇帝根据各种信息,对扬州盐商的奢侈生活曾经做过如下的描述：“朕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35〕。在扬州生活三十年以上的李斗将所见所闻著成《扬州画舫录》,这本书详细记载了扬州盐商的奢侈生活。我们从李斗的记载中清晰地看到盐商的奢侈消费主要在园林建设、婚丧葬礼及衣食住行相关用具、与文人学者、官僚等的应酬,养妾买妓、赌博、观剧等娱乐的方面。李斗称他们的生活拟于王侯,侈靡豪奢,讲究时尚,一掷千金。“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或好兰,自门以至内室,置兰殆遍。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颺之,顷刻而散。……又有三千斤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喜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36〕。

这种消费对扬州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有很大影响,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礼仪和习俗。明代中期从各地聚集在扬州的商贾们富有之后,或买园建宅,大兴土木,或养贤置妾,或雇良仆,饮食衣饰与王侯媲美,乘坐的轿舆富丽堂皇。他们捐纳官职,与朝廷大员结纳。室内贵妇专喜化妆,满身金银珠宝,衣华服美,极尽奢侈之能事。居住新城者尽为豪商巨贾,他们崇尚奢侈。居住老城多为士大夫,他们整天闲聚,饮酒赌博。而匆忙往来于大街小巷、为这些富人们提供服务的尽是下层百姓。这种商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甚巨,《扬州府志》称地方上的不良子弟竞相模仿,游手好闲,沉溺于饮酒、赌博、嫖妓。为享受奢侈生活,不惜向高利贷举债,以至倾家荡产^〔37〕。

总之,以盐商业为中心的商业活动和商人的消费行为支撑了扬州的经济繁荣,盐商牵引了扬州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