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代的城市分布、社会经济与政治构架中,扬州的重要性主要集中在地理区位、交通以及与食盐生产贩运经济的优势上。
扬州城原本只是江北的普通城市,与江南的市镇、城市相比没有实体经济的优势,但距长江很近,京杭运河在这里与长江交汇,作为四川、两湖、江西、安徽以及长江三角洲南侧,华南地区的“漕粮”、重要物资等的必经之地,是北运物资由江南、长江水系进入江北运河的最初调整地〔7〕。这意味着每年庞大数量的物资突然由各地涌入此地,扬州府城仅因此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已具备了物流枢纽的地位（图1-1、图1-2）。
唐、宋,尤其明代以后,在中国的经济的南北关系中,南方生产、北方消费的特点愈来愈鲜明。地处华北北部的首都长期面临游牧民族南侵的困扰,在政治中心的消费与军事力量的多种需求中,定期将南方粮食等物资转运北边,确保北方的供应成为明朝国家的至上课题。清朝基本不存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但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庞大军队及其家属（八旗）导致南方生产与北方消费的结构与南方的物资大量调运北方的方式基本不变。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国家物资调运系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确保大量物资运往北京和北方,主要依靠京杭运河与长江等水系的水运〔8〕。
在地理位置上,扬州位处长江、淮河间之要冲,唐、宋首都均在北方,其货物运输的政府机构已设在扬州。明朝首都北迁后,恢复运河漕运以确保北方的物资供应。清承明制,长江中游以及浙江、苏州、松江等地区的粮食等会合于扬州城旁的运河运往北方〔9〕。因此,扬州成为经济发达的江南以及主要粮食产区的两湖、江西等与政治中心、华北连接的合流点。在明清两朝的政治运转和军力支撑方面,京杭运河毫无疑问地成为南北物流的动脉即生命线,而扬州则扼生命线的咽喉之要。
图1-2 长江和运河的合流点
嘉庆时期的德庆曾强调东南在漕运、盐业生产与专卖、运河与黄淮河等的水利整治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扬州既为食盐生产贩卖的据点,又因运河连接淮河、黄河,是物资转送的中枢,事实上兼具三大政务的繁难之所〔10〕。正如前引资料,食盐的生产贩卖成为扬州具有特殊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原因之一。明清时代,两淮盐场为全国最大食盐生产区,扬州城内的两淮盐运使衙门主管其生产销售。两淮盐销售的固定范围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图1-3）。随着两淮盐生产和食盐贸易的崛起,扬州成为最大食盐贸易中心。为获取食盐市场营销许可权以及销售额（盐引）,或者直接押运食盐进入贩卖地,盐商们往来于扬州与两淮盐区的市镇之间。尽管“漕运”与“河工”每年的巨额财政投入对扬州地区的经济有影响,但对本地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还在食盐的生产与销售上。(www.xing528.com)
图1-3 明代两淮食盐贩卖区域
从漕运的视点看,扬州既是经由长江中、上游流域以及江南各个水系战略物资的汇聚地,又是南部中国通往华北的出口（图1-4）。从食盐的生产销售角度看,扬州既控制本地的食盐生产,又垄断两淮盐区的食盐市场,是操控食盐贩卖到盐区内消费者——村落的起始点（图1-5）。
正是以东西走向的长江和南北走向的京杭运河交汇为运输主干线,将相关各支流、水系以及陆路联结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而往来于这种交通网络之上的各种政治性、市场性的行动主体们的经济活动将各地区紧密地连在一起。以地处物流网络优位的扬州为中心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这些商业活动的主要销售虽指向扬州,但商品来源于东西南北各地,而且利用物流网络通道,其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扬州。为了强化自身的商业特色与竞争力,来自各地的商人们在扬州建立了整合各种资源的会馆〔11〕,这些专业性地方会馆显示了当时中国的广范围区域经济网络的形成。正如《天下水陸路程》等的描述,以大小城市、市镇为支点的交通主干线、支线、水系和陆路,因长期的经济活动和人员的频繁移动而逐步稳固下来,频繁地往来于这些水陆路的商人、货物和金钱,使这种交通、物流网、社会经济网络越来越壮大,商人们的远距离金融结算业务与信用关系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12〕。这也说明当时的经济网络不只简单表现在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上,在软件方面也建立起一定的商业信用关系。因有这些多种多样重叠的商业流通系统作用,“故以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扬州商业覆盖、辐射区域,应比食盐贸易范围要广泛得多〔13〕。
整理以上的考察,在清王朝的政治运作、财政税收,以及与广大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中,扬州确实处于具有广阔腹地、涉及东西、南北区域的交通中枢。如果将漕运、盐政等以外的经济要素结合起来考察的话,扬州在逐渐形成以交通、流通、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网络中,成为一个其他水系、运河城市所无法媲美的交汇点。
图1-5 扬州盐商食盐主卖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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