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印制造与管理优化措施

清代官印制造与管理，是对明朝制度的继承延伸，大的方略没有改变，只有具体执行上的修改。清代主要的官印制造机构依旧为礼部铸印局，但铸印局并非承揽一切官印的制造。清代官印的制造乃分为三个层次，御宝为最高等级，其次为百官印信，再次为文武佐杂僚属之钤记。

御宝，因为是帝王的象征，所以制造要求更高，不由一般工匠制造，而是礼部与内务府共同监制。因皇帝御宝多为玉质，其制造过程较金属质地的百官印更难。礼部铸印局所属工匠实难胜任，而内务府造办处系为皇家承造包括金玉珠宝等御用品的专门机构，拥有从全国各地招募而来的技艺超群的匠人，因将御宝委以这班人承造。

清代御宝与百官印信制造采取多元形式，是与清代把皇权绝对地置于官僚系统至高点的政治体制相联系的。

御宝所采用的玉箸篆体，是其它任何一级官职的印信不可僭越使用的，这是乾隆十三年定制的结果。清代各类印文篆体皆有其用意，“御宝用玉箸篆，诸王则芝英篆，文臣则有尚方大篆、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武臣则有柳叶篆、殳篆、悬针篆，皆以位之崇卑为等，视汉唐以来官印专用一体书者，等威益辨矣”。^[14]

清代各类有品级官员的印信，则由铸印局制造，位尊者为银，卑者为铜，与明代几乎完全相同，唯有人员配置上有一些小调整。

各衙门中的未入流佐杂人员的印信，属清代制印的第三等级。因佐杂人员职权不关要务，且所涉人员甚广，若都汇总至中央铸印局制造，必然分散其精力，对重要的官印铸造产生不良影响。权力下放，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法。“乾隆三十四年谕：‘佐杂等官卑人冗，所用止系钤记，若悉令由部颁发，事体尤属纷繁。朕意莫若交与各直省督抚，于省会地方定一镌刻铺户，如官代书之类。令佐杂钤记，即就官铺镌刻。但不许悬挂包刻门牌，以除陋习。其余市肆，一概不准私雕，已足备稽查而昭信守，于事理庶为允协。’该部即遵谕行”。^[15]地方佐杂用印由地方自行解决，不仅减轻了中央礼部铸印局的工作负荷，而且缩减了中央财政开支。(www.xing528.com)

清代官印铸造实行双重审核制，首为礼部，终为内阁。雍正六年（1728）谕：“向来铸造金银宝印，所用金银，皆有一定成色。……嗣后著该部稽查验看……铸就之后，送内阁，著内阁学士阅看，再行颁发，并将铸印及颁发日期存案备查。”^[16]礼部是铸印局的上司机构，印章铸成，经礼部自察自审后，还要经由非上司机构的内阁终审，以确保本署上下机构间无包庇回护，敷衍从事。这种审核制保证了官印质地、印文所代表的权威性。清代官印左右两侧多铸有制造年月、编号，目的也是为了登记存案、备查。

清代官印发放，分为几种途径。在京各部院朝官，自行遣官领取。外官则按品级高下，权责轻重，采取不同方式，即“在外文职府通判、武总兵官以上，专差斋文赴领；文知县、武副将以下发提搪邮寄”。^[17]

对于地方各级官印需换发者，采取逐级审核申报制度，在由督抚上奏请旨，题本下吏、兵二部议准，最后下礼部。

御宝的保管、钤印，和明代相仿。乾隆以前，御宝分藏二处，即分别内宫收贮与内库收贮，而且以存贮内库为主，少数存于内宫。至乾隆十一年（1746）厘定《宝谱》时，已全部收贮交泰殿，此后再未更易其地。顺治十年（1653）设尚宝监，专责国宝收藏。顺治十二年（1655）增设尚宝司这一外官机构，与尚宝监同掌御宝之监管。旋于同年裁撤尚宝司，顺治十八年（1661）裁撤尚宝监，专令内监收掌，此制一直维系至清末。

清“钦天监时宪书之印”边款中可见制造年月、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