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体环境、文化的变化无疑对印章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一过程不可逆。印章基本对社会文化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只能说从印章中能看出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印章发展变化的成因。
元代社会的特征，在印章上的体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官印体系中，对于前代的继承和在此基础之上的一些变化。其二是私印体系在此时的真正发展，私印体系的发展，也成为了篆刻在元代产生的背景。
元代留下来的官印不算多，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元代官印实物不过二百余方。留存至今的元代官印可分为出土与传世两部分。出土的元代官印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后，但所有发掘都是零散的，没有相对集中、大规模的出土，且大部分官印都是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发现的。
与前代相较，元代印章最大的特征就是多种文字在印章体系中使用。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元与清两个朝代在印章中使用了多种文字，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元代是一方印章的印文中只有一种文字，而清代则是两种文字混合在印章中出现，这也代表着两个王朝不同的民族观。
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始终没有考虑过民族融合，将自己一直放在“统治者”“客人”的位置上。清代虽然没有摆脱“满贵”的观念，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融合，想要将自己融入到主流文化体系中。这种方式带来的影响无疑要深刻得多，清代灭亡十余年后，还有学者奉其为正统，乃至为其殉死，其间思想碰撞之剧，也足以引人深思。
除了汉字外，元代在官印中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为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13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为蒙古汗国所创制的文字，并于至元六年（1269）颁诏推行全国。“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寐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蛮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1]“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当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还因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但民间使用的主流还是用汉字。八思巴文最终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不过其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人社会的文明进程。
在书写上，八思巴文为自上而下竖写，行序为从左至右，书体分正体（楷体）、篆体。八思巴文译写采用的是拼写原则，即根据这不同语言（主要是汉语和蒙古语）的实际口语来拼写它们的语音。今天能见的八思巴文官印多为译写汉语官印，在印背均有汉字对译。将八思巴文对译为汉字，是为了帮助不认识八思巴字的人了解印文的内容。但有的印文对译存在省略个别字的现象，如“某某之印”，省去“之”字。(www.xing528.com)
元代官印的印材比前代复杂多样一些，除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和礼仪作用的印章用玉石制作之外，其余多种金属也被广泛应用于印章制作中。只有皇帝和诸王才能用玉印和金印，正一品至正三品官员或衙门用银印，从三品以下官员及衙门均用铜印。“诸王印：三寸二分，赤金二百一十三两九钱，金镀银印。准上白银八十三两，镀金赤金八钱。正一品印：三寸，三台，银八十两五钱。从一品印：二寸八分，三台，银八十两。正二品印：二寸六分，二台，银六十五两。从二品印：二寸五分，二台，银六十两……”[2]
八思巴文“元国书印”
在这段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特征，是元代官印所独有的，即按照官职等级的不同，在印体上有了“台”，官职越高印台层数越多。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元代一、二品官印有台，三品及以下则无台。从下至上按照宝塔形排列。此也说明元代官场当中等级制度更为严格，与其统治基调一脉相承。
元代官印在印纽上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相对宋代印纽的高度会高一些。皇帝与诸王所用印的印纽，有盘龙纽、螭纽等。普通官员印章与前代差别不大，有的官印在纽的正上端还刻有一个“上”字，用来标识印文正反，这也是对前代的承袭。元代官印刻款形式依旧因袭，但内容有所变化。元代官印的刻款一般包括铸印机构和颁发时间及八思巴文的汉语对译。八思巴文印刻款均刻于印背，汉字印刻款刻于印背或印侧。
同时元代官印的印面继续增大，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二百余方元代官印的印面几乎都在6厘米以上。与宋代一样，官职越高印面越大，如“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灌顶国师之印”“国师之印”“白兰王印”等地位身份尊崇的人，印面达到11厘米左右。万户、千户、百户印也是按地位、等级的高低区分印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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