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印章：特点、来源与影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还在于，虽然文化上是以宋为主导，但在政治、军事上，终宋一朝，都是和少数民族政权并立。这种并立始终与战争相伴，即便不熟悉宋朝的历史，也多半在各种文艺作品中看到过关于宋代与少数民族政权战争的描写。北宋之际多对抗辽国，杨家将的故事已经被传唱了许久；北宋末年到南宋则是与金国对抗，《说岳》之类的话本，几乎是从宋代开始流传到了今天。这一过程，也是北方游牧民族逐渐汉化的过程，他们逐渐接受汉地的文化标准，开始更改自己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体系，这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最后一个阶段。此后大的民族矛盾基本就不再复现于中华大地。

因此，在研究宋代印章时，需要对少数民族政权印章专门讨论。辽国主要承接的是唐制，其立国时间更是早于宋。落到印章上，辽国并未形成太有特点的制度，在后世的研究中也多半将其印章纳入隋唐或五代体系，至今未见有专门的系统研究。

金国的印章整体上与辽类似，但金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更深一些，其印章制度也有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西夏作为地方政权，一直没有取得过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存在的时间较短，因此西夏的印章只是承接与模仿，再加上因为资料的匮乏，研究西夏印章的著述同样很稀少。在本节中，重点谈的还是金国的印章体系。

金国印章比较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来源多样，并非全部出于自己铸造；在自铸的印章之外，还使用了大量来自于辽国、北宋的印章。“获于辽者，玉宝四，金宝二……‘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之宝一，皆方三寸……金宝‘御前之宝……二宝金初用之。”^[30]

这其中“受天明命惟德乃昌”是一方自五代传承而来的印章，最初是五代石敬瑭所刻，后为辽国所获。这方印章模仿的是始皇帝的传国玺，此印为天辅七年（1123）四月，金宗望与辽天祚帝决战时获得。金宗望献之于行在，金太祖“遂置玺于怀中，东面恭谢天帝”。^[31]这是金最早获得的辽的一枚御宝。

到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二月时，辽天祚帝被俘，辽国灭亡。五月，“萧八斤获辽玉宝来献”。^[32]通过这一记载中可得知，当时辽国的所有宝玺此时已均收归金国。金国是从一个半游牧政权迅速发展而来，取得这一大胜时距其立国仅十年，还未形成详细的行政制度，因此在获得辽之御宝以后，金国皇帝并未将其作为珍玩，而是将辽国理政用得最多的“御前之宝”和“书诏之宝”当作本朝处理国政的工具，一直使用。

在金灭辽两年后，北宋亦覆灭，同样的情景，再度上演于汴京城下。“获于宋者，玉宝十五，金宝七，印一，金涂银宝五”。^[33]1127年，金国“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硅璋、宝印、衮冕、车格、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34]金灭北宋，可谓达到其政治的最高峰，此后是两国不断拉锯的过程，直到南宋末。在这一过程中，金国不断汉化，丰富着自己的行政文化体系，中原的礼乐制度、宋代的政治制度、官制，都深刻影响了金国。在印制上，从汴京掳掠而去的宋御宝中的八宝一直为金代统治者所沿用。在大的体系上来看，金国的印章同样被划分为内府所用御宝和寻常使用的百官印。

在金国自身政治体系建立之后，也开始自铸印章，“皇统五年始铸金‘御前之宝’一、‘书诏之宝’……又有‘礼信之宝’用铜”。^[35]金国对自铸的印章，进行了详细的功能划分，制度非常完备，可见政权的学习能力很强。其中“今所收八宝及皇统五年造‘御前之宝’，赐宋国书及常例奏目则用之；‘书诏之宝’赐高丽、夏国诏并颁诏则用之。大定十八年造‘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奉敕再议。今所铸金宝宜以进呈为始，一品及王公妃用玉宝，二品以下用金‘宣命之宝’。又有‘礼信之宝’，用铜，岁赐三国礼物缄封用之”。^[36]

宋代印章的管理机构主要为礼部，金国政权在行政制度上，对宋有大量模仿，因此在金国的印章体系中，管理机构依旧为礼部。“掌凡礼乐……制度、符印……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铸焉”。^[37]

目前发现的金国印章，多有刻款，部分刻“礼部造”（或“行宫礼部造”），部分刻“少府监造”（或“内少府监造”），金官制沿袭自宋，因此金礼部与少府监的关系也应与宋类似，于此不再赘述。具体到印章使用，金国已经开始有专门的人员监掌，对御宝的使用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查其细则，与宋相类。

与宋相较，金代的御宝材料规定并未有宋那般严格，金、玉乃至银、铜都有使用。其中“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宣命之宝”为玉质，而另一方“宣命之宝”和“御前之宝”“书诏之宝”为金质，“礼信之宝”初制时为铜质，后改为银质镀金。但目前尚未发现一方真品御宝实物，所有的这些资讯，只是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而来。

金代百官印使用的材料与宋相比有很大不同，依照品级高低不同，材质也有变化。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印皆为金质；一字王印、诸郡王印、一品印、东宫三师印、宰执印为银质镀金；二品印，铜质镀金；三品至九品印以及不入流的朱记均为铜质。^[38]从目前发现的百官印记实物来看，等级较低的铜质印占绝大多数。金质、银质镀金官印尚未发现。

形制规格上，金国印章也与宋印一样，遵循官职越高，官印越大的规则。在具体的尺度上金自制御宝中，仅有两方史有记载：“‘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其制径四寸八分，厚寸四分，盘龙纽，纽高厚各四寸六分；‘宣命之宝’其径四寸二厘，厚一寸四分，纽高一寸九分。”^[39]

金国正隆年间，改定印制后，对印章尺寸有了详细规定“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方二寸……朱记一寸”。^[40]从史料来看，这些规定已经非常完备，但到金国后期时，常有尺寸与之不符的印章出现，盖因为经过后期政局混乱，各地擅自越权铸造印章，造成尺寸不统一的情况。

纽式上，金国印章并无太多特别之处，主要还是因袭宋代。在御宝中所用纽式多一点，同时在百官印中，再度使用了龟纽与驼纽，“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并金印，方二寸，金重八十两，驼为纽”。^[41]下有小注“余王印纽同”，即一字王印、诸郡王印印纽也为驼纽。除此之外，撅纽依旧是主要的印纽形式，唯有少量印章的撅纽有变形，即纽下有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副统之印”。隋唐以后各朝百官印记都是铸造而成，唯有金代官印有铸有刻，这也是其特点之一。

“副统之印”印面（左），印蜕（中），印身（右）故宫博物院藏

在印学史中，金代印章最大的特点在于款识上，可谓是对隋唐以来印款的大发展。金代官印在印背、印侧多有刻款，内容较前代更为丰富。宋官印刻款只在印背，即背款，内容还很简单，只刻铸造机构和铸造时间，铸造机构刻于纽左侧印背，铸造时间刻于纽右侧印背；有的年号字多，右侧容纳不下，一部分移到左侧，与铸造机构一起刻出。

金印继承了宋印刻款中体现制造机构与时间的特点，但又增加了注释性的楷书印文、编号，谋安谋克印（笔者注：谋安谋克即金代女真人的基层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中女真字印文及上下隶属关系等刻款。由于刻款内容的增加，印背已容纳不下，因而有些内容刻于印侧，即成为边款。

金印刻款最普遍的情况是印背左侧刻制造机构，印背右侧刻制造时间，印纽上刻“上”字以指示用印方向，印纽上方边款刻楷书印文。

“移改达葛河谋克印”其女真文边款即刻在印体左侧

“谋鲁坚曷蛮谋克印”边款有“礼部造”字样

边款刻楷书印文之目的因是为了快捷地辨认印文内容，所以边款刻楷书印文时多有省略印文中的“印”或“之印”，只刻官称或机构名称。金印中刻款内容最多的为谋安谋克印，它除了刻制造时间和机构外，在边款上还刻有女真字印文、汉字楷书隶属关系。

“库普里根必刺谋克之印”边款中写明了时间、部门以及印文内容，这是金代印章中最常见的样式

这类谋克印均是世宗大定年间所造，这与世宗极力保持本族习俗，倡导使用女真文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谋克的施政对象是女真人，谋克一职也是由女真人担任，他们中必然有一部分人只识女真文而不识汉字，女真字印文的使用符合了他们的客观需要。谋克印边款上还有刻以汉字楷书隶属关系的，这是由于天会末年开始，大量东北谋安谋克向中原迁徙，地域变迁，谋安谋克的隶属关系容易使人搞乱，边款刻以隶属关系正是为避免关系混乱的做法。

金代官印将千字文编号纳入印文，此为官印制度中的首创。金印编号共有两个系统，主要是千字文编号系统，另一系统为“五行”（金、木、水、火、土）编号。

金印标准的刻款形式为后世的元、明、清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印的一大特点。金印开创以千字文编号的制度，为元、明官印编号提供了范例，直到明末才开始以年号首字作为官印编号，从而取代了千字文编号。

西夏（1028—1227）位于西北，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王朝。其立国是为五代余绪在宋代的延展。西夏的各类制度，都是对中原的学习模仿。甚至其文字的创立，也是对汉字的仿造。在西夏覆亡后，西夏的党项人也逐渐消亡，被各民族不断同化。西夏文字也逐渐被人遗忘。最晚到明代中期，西夏文便已经成为了不为人所认识的死文字。也因此，对西夏印章的断代、辨读等一直无法展开。时至今日，这依旧是一个印学史中的谜题。

“西夏碑”武威市西夏博物馆藏

直到清嘉庆九年（1804），武威著名学者张澍（1781—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字百瀹。）发现了“西夏碑”，这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数最多的西夏碑刻。直到这时西夏文字才又能释读，并逐渐为人所认知。

到20世纪初，西夏文字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后，对于西夏印章的研究方才开始，但著录西夏官印的书籍要比这更早。最早著录西夏官印的是清末鲍康（1810—1881，字子年，道光间举人，官至夔州知府。考藏古代钱币，海内推为专家。著有《观古阁泉说》《清朝谥法考》《泉注》等。）的《观古阁丛稿》和吴云（1811—1883，字少甫，咸丰间总理江北大营营务及筹军饷，擢苏州知府。收藏鼎彝、碑帖、名画、古印、宋元书籍甚富，精鉴别与考据。）的《两垂轩彝器图录》，不过因此二人不识西夏文字，对其没有解说，甚至连是何印都不知道，只是当作古印收录书中而已。

直到罗振玉父子，才开始对西夏印有一定的辨读研究。他们也可算中国真正研究西夏印的开始。1914年，罗振玉之子罗福苌（1895—1921，字君楚，罗振玉次子。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同其兄罗福成一起致力于西夏文的研究，创通西夏文的读法。1914年，撰著《西夏国书略说》一书，就《掌中珠》所载西夏文字考证出23个部首。英年早逝，时年26岁。）在《西夏国书略说》中收录两方西夏印，虽然数量不多，但已明确认定其背款文字为“西夏国书”，并定名为“西夏官印”。在研究西夏官印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两年后，罗振玉在《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中又收集7方。到1925年，罗氏所收集的西夏印章已达33方，并编撰了《西夏官印集存》一书，在其中对印背年款作了译释和考证。

《西夏官印集存》书影

此后还有王静如（1903—1990，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研究专家。）、太田梦庵（1881—1967，太田孝太郎，号梦庵，日本岩手县盛冈人，近代著名的古玺印收藏家、印学研究家、书法家，寓居中国多年。与罗振玉、方若等著名学者交游，收藏先秦至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古玺印一千余方。1920年至1932年陆续辑钤藏印成《梦庵藏印》《枫园集古印谱》及《续集》三谱。1949年又将所藏的陈介祺、王懿荣等旧藏八方玉印集成《好晴楼藏玉印》。著有《汉魏六朝官印考》《汉魏六朝官印考谱录》《古铜印谱举隅》《古铜印谱举隅补遗》等。）都对西夏印有了较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官印不断有所发现。20世纪80年代，罗福颐与李范文（1932年出生，陕西西乡人，汉族，中国当代著名西夏学专家、语言文字学家。）合作编著了《西夏官印汇考》，基本集成了当时能见到的所有西夏印章，总共著录97方。

罗福颐、李范文著《西夏官印汇考》

这本书注明各印出处，译出印背年款、人名，结合史料进行考证，纠正过去考释之误，从而使这些官印成了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材料。但总体来说，目前对于西夏印的研究依旧非常薄弱，只能大略观之。

在迄今能见到的西夏官印实物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以西夏文撰写，铸造而成的铜质“首领”印，总数已过百方。绝大多数“首领”铜印都有背刻西夏文年款。西夏官印印文盘旋曲折，一直不为人辨识，最常见的“首领”二字印，也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被黄振华释出。此后，李范文结合贺兰山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篆额的译释，掌握了官印印文的组字规律，方才使得更为复杂的四字印、六字印也得以译释。西夏官印大小基本与宋朝普通官印相同，一般在5厘米左右见方。

西夏“首领”印

西夏“首领”印面及印身

西夏官印制度，史书上未见记载，只能依据实物来描述其形制特点以考察其制度。《宋史·夏国传》中说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由此可大略推测西夏的官印制度。宋官印皆有款，西夏印章同样有背款，这些背款除了年款外，还刻有姓氏。西夏领地中，党项族部落外，还有汉、回鹘、吐蕃、契丹等民族，这些印章中的背款姓氏，除党项姓氏外，未见其他民族姓氏，说明党项族在西夏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官印背刻掌印者姓名，可能也是显示权威的一种表现。

自隋唐起，官印便皆用朱文，唯独西夏官印使用白文，有学者从字形构造上提出过解释，但西夏文的构成与汉字非常类似，所以这种说法难以让人信服，西夏印章用白文的原因目前还尚未可知。此外，西夏官印仍保留在印纽上穿孔的形制。其一可能是西夏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更主要的原因则可能是由当时西夏的政权组织结构决定。西夏的军队一般由部落首领率领，平时、战时，这些首领都有极大权威，纽上穿孔，很大可能是与秦汉古印一样，为了便于佩带，以作为身份象征与凭证。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www.xing528.com)

[2]［明］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清］张廷玉等．明史·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明］沈德符．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元］脱脱等．宋史·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五礼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五礼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传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6]［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0]［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2]［元］脱脱等．宋史·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元］脱脱等．宋史·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清］朱象贤．印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5]［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26]［宋］邓椿．画继［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7]［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8]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29]［宋］米芾．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30]［元］脱脱等．金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1]［元］脱脱等．金史·宗翰宗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2]［元］脱脱等．金史·本纪·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3]［元］脱脱等．金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4]［元］脱脱等．金史·宗翰宗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5]［元］脱脱等．金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6]［元］脱脱等．金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7]［元］脱脱等．金史·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8]［元］脱脱等．金史·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9]［元］脱脱等．金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0]［元］脱脱等．金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1]［金］张暐等．大金集礼·舆服［M］．北京：中华书局，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