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印章的泛化及其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印章一直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以及信用的凭证。但其初始阶段与权力密不可分，信用凭证只是附带属性而已。印章信用属性的凸显，还是要等到其使用泛化之后。

长久以来的印学史研究，将这个过程过于提前了。因为“私印”这样物品的存在，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早在汉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有印章在全社会范围内使用的情况。但真实的历史中，印章使用的泛化，要比这晚的多。作为官方性质的使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等来推行，但是民间自发的使用却需要非常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在宋代之前，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水平发展很高的一个时期，民间商业的盛行可谓历代之冠。除宋朝之外，历代都对商业有所限制，其发展是受到一定制约的。没有商业流通，就没有信用凭证需求的土壤，对印章的信用功能也就没有社会性的需求。

这从城市格局的演变中亦能看出一些端倪。唐代时城市中还有坊、市的界限，商业活动是受限制的，这是从周朝开始绵延数千年的城市划分规则。到宋朝，这种格局才被打破。同时宋代发达的商业，也扩大了市民阶级，在城市中多了很多平民，这些平民没有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只能进行商贸或者手工业，又变相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流通需要一定的信用凭证，这一过程是自发的，而最终形成印章作为信用凭证的普遍代表，还需要到元朝。

印章作为信用凭证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泛化，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信用凭证的出现是必然的，但以印章作为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偶然的，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习俗都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的形成都存在一定的被动特性，其实今天也同样如此。往往明星的衣着打扮会成为“爆款”，每年各大服装厂商的发布会，也会成为潮流的风向标。

宋代印章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泛化使用，同样存在这样的被引导性。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宋徽宗。

宋徽宗的历史评价呈现非常显著的两极分化情况，作为一个帝王他肯定是不合格的，但作为一个文化坐标他又是非常突出的。其本人的才华非常显著，加之又身处高位，所有言行对社会文化风气的引导作用非常突出。其书、画对社会的影响自不待言，其对茶的推崇也将宋代的茶文化推向了高峰。

宋徽宗“御书”印

如前所述，宋徽宗仿唐制，制作了“八宝”而后又扩充为“九宝”。实际宋徽宗使用的印章远不止此数。据不完全统计，宋徽宗在“九宝”之外还有各种图书印宝38方，分别为：“御书”三方；“御书之宝”一方；“御笔”“御画”各一方；“天子万年”“天子万寿”“龟龙上珍”各一方；“河洛元瑞”二方；“云汉之章”“奎璧之文”“华国之瑞”“大观中秘”“大观宝篆”各一方；“政和”一方；“宣和”三方；“宣和御览”“宣和中秘”“宣和殿制”“宣和大宝”各一方；“宣和书宝”一方；“宣和画宝”一方；“常乐未央”一方；“古文”二方；“封”四方……以上33方，全都是用玉刻制。此外还有“御画”“封”各一方是用玛瑙刻制，“政和御笔”用水晶刻制。^[24]

这些印章在金国攻陷汴梁之后，全部被掳去北上。在此后金国每逢大朝会都要将八宝及胜国宝陈列于廷，用以炫耀其武力强大。遗憾的是，这些印章的原物皆已失传，只能在传世书画作品中看到部分印记。

目前能见到的宋徽宗印迹，有徽宗内府鉴藏印“政和”连珠印二枚，“政和”长方形印一枚，“宣和”连珠印一枚，“宣和”长方形印二枚，“宣和中秘”长圆形印一枚，“双龙”圆形印一枚，“双龙”方形印一枚，“御书”瓢形印二枚，“御书”大方印一枚，“内府图书之印”大方印一枚等。

宋徽宗“政和”年号印

宋徽宗“双龙”方形印

宋徽宗在位24年，共用了“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六个年号，其中“政和”“宣和”期间有年号印传世。宋徽宗的这些印章，乃作为鉴藏标记为主，是作为个人凭证的存在。他的这些行为无疑为印章使用在宋朝的扩大化带来了先声。

之后南宋的首位君主宋高宗，同样对印章非常重视，在具有行政意味的天子宝印之外，也拥有很多印章，同样用于内府的鉴藏。根据现存资料，略作统计，高宗的印章能确定的有25方。分别为“建炎”连珠印一枚，“绍兴”连珠印六枚，乾卦卦象圆印一枚，“御书之宝”大方形印一枚，“内府书印”大方形印一枚，“御府法书”大方形印一枚，“德寿宫书籍印”大方形印一枚，“德寿”连珠印一枚，“紫霄殿御书宝”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大方形印二枚，“奉华堂印”大方形印一枚，“损斋书印”大方形印一枚，“机暇清赏”大方形印一枚，“内殿秘书之印”大方形印一枚，除以上20枚朱文印以外尚有“御书”“睿思东阁”“机暇清赏”瓢形“真阁”等四方白文印。(www.xing528.com)

皇家对于印章使用的泛化，对民间的影响是深刻的。如果说宋徽宗是开先河之人，那么宋朝建立之时对文化的推崇，则是对这些行为最初基础的奠定，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印章使用逐渐广泛化的可能。

在书画作品上钤盖鉴藏印，自唐以来便有，但更多的是君主的个人行为，也没有形成广泛影响。唐代除了“贞观”“开元”外没有别的鉴藏印，显然这是取决于君主个人喜好的。南唐后主李煜，对书画多有偏爱，其所藏书画就多押有“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建业文房之印”“金陵图书院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御书印”等印章。

南唐李后主“建业文房之印”

五代十国之际，大量珍贵的古代书画作品毁于战火，内府所藏书画也随之聚散。宋太祖立国后，优遇文人，北宋承了五代西蜀、南唐的旧制，于内侍省下设翰林院，对书画艺术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也丰富了内府收藏。宋太宗即位也即“诏天下郡县搜访重拾墨迹图画”。^[25]宋徽宗时候，在经历了七位皇帝共计141年的收藏后，内府所藏书画“充牣填溢，百倍先朝”^[26]。作为宋徽宗这样对书画狂热爱好的皇帝，自然对此颇为欣喜，遂对这些秘藏书画进行重新装裱，题签，并且在书画作品中钤盖内府印章。

基础条件的具备，使用环境的形成，以及皇帝的助推，自然印章在宋代有了泛化使用的局面。印章的泛化使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宋朝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不少制度修订。

看似“文弱”的宋代，较之前代，皇权实际是在加强的。印章这种具有一定权力意味的物品，自然也是在皇权的控制之下。虽然印章在宋代有了泛化的现象，但国家却对私人印章的制造做出了规定，要将权力象征和信用凭证进行区隔。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国家对私铸印章下了禁令，规定士庶之印都要雕木为文，不允许私人铸造印章，“大中祥符五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27]

因为木质不坚，在历史传承中多易损坏，这也解释了为何宋代私人印章存世稀少。迄今为止，发现的宋代木印也仅有宜兴郊区南宋墓中出土的一组。这组印章印文有“信物同至”“吴越世瑞”、“鸿雁归时好寄书”等。^[28]其中“信物同至”、“鸿雁归时好寄书”二印是专门用于书信的，而且是专门制造用来出售的一种商品。这类印章还有如故宫博物院藏“顿首再拜”印、“谨封”印、“顿首谨封”印等印。在性质上其实更类印章形式的商标，而非印章。

故宫博物院藏“顿首再拜”印

“一贯背合同”印

前文已经叙及，宋代印章“信用”功能凸显，在民间开始泛化使用，和这一时期社会商业活动的密切开展有很大关系。宋代四川地区开始使用一种类似于纸币的信用凭证——交子，在其上就需要钤盖多方印章，今天能见到的“一贯背合同”一印，就是当时用以钤盖商业凭证的印章，这与今天印章所承担的社会信用功能已别无二致。而这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的情况。

宋代印章的泛化，加上文人群体的扩大，自然也会将这些风气带入文人群体中。而文人群体的审美意识、文字知识、考据知识等又会丰富印章的内涵。这也为后世篆刻的形成做了铺垫，构建了一定程度的基础。

这里涉及到一个篆刻定义的问题，如果将篆刻定义为需要文人自篆自刻，那么其产生在元末没有疑问；如果对篆刻的定义只是印章设计，那么通行的篆刻史的书写还要提前到这个时代。

贾似道“秋壑图书”印

欧阳修“六一居士”印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文人自用印的数量有了较大增加，除了姓名印之外，宋代文人还创造了一些其他类别，有“别号印”，如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印，苏轼的“东坡居士”印；“郡望印”，如文同的“东蜀文氏”印，苏轼的“眉阳苏轼”印，“赵郡苏氏”印等；“斋号印”，如司马光的“独乐园”印，薛绍彭的“清閟阁书”印，赵孟坚的“彝斋”印等；“闲文印”，闲文印的内容则更加丰富；“收藏印”，如贾似道的“秋壑珍玩”印，“秋壑图书”印，“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印等。这些印的内容形式已经涵盖了元以后文人流派印章中的几乎所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