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印章制度的完备性及分类

相较于前代，宋代印章印制更为完备。整体上来看，宋代的印制，是承接于唐代的。但在细化程度上，又要比唐代深刻得多。

隋唐时，官署印已经完全取代了官职印，到宋代，官署印的地位可以说完全确立。虽然还能见到以官职形式出现的官印，如“（元丰）四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5]但这些印在使用程序上也完全是依照官署印的制度来进行的。

北宋中叶后，宋代在继承了隋唐以来对官署印的管理方法外，已经完全构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虎翼右弟（第）三军弟（第）五指挥弟（第）五都记，边款有“少府监铸”

镇南军节度使之印，边款有“文思院”

北宋初立，就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宋史·职官志》^[6]载：“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这一规定还在不断细化中，“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族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

最初，文思院隶属于少府监，是其下属五院之一，铸造印记是由少府监直接负责，并不归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绍兴三年（1133），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7]之后，两个机构就正式分离，文思院继少府监成为国家专门的铸印机构。

从现有的实物看，至少是在真宗咸平年后所铸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监铸”。南宋官印上则大多刻有“文思院铸”款。这或是少府监、文思院作为铸印机构最直接的证据。

此外，少府监、文思院在直接涉及官印的铸造外，还负责制定官印的形制。《宋史·职官志》载：“元丰官制行，始置监、少监、垂、主簿各一人。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监为之贰，承参领之。凡乘舆服御、宝册、符印、族节、度量权衡之制，舆夫祭祀、朝会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焉。”这其中所言符印等物之“制”具体到官印上来，指的就是官印的形制。

开州司寇院新铸朱记

在元丰改制前，少府监就一直担负着这项职能。北宋时曾有少府监的篆文官王文盛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两次上书，议定官印的形制。在第二次上书时他说：“旧例亲王、中书印各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开封府方二寸，节度使寸九分，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寸八分半，防御、团练使、转运州、县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阔寸六分，虽各有差降，而无令式以纪其数。”^[8]仁宗肯定了他的建议，“绍从其言，著于令”。^[9]这当是少府监负责制定宋代官印形制最为明确的记载。在南宋，少府监这一职能被文思院承袭。

伴随皇权在宋代的进一步加强，其在印章上也有体现。宋代的印章被明确地分成了三级，皇帝所用印章称“宝”，各级军事、行政机构印称“印”，其属吏及诸军将校印称“记”“朱记”。

这种明确的划分是之前没有的情况。在唐代，内府印章与官署印有所区隔的情况已经出现，但没有这么严格的划分，可以说是有不同层级关系，但依旧在一个体系之内，而宋代则成为了有明显区隔的两个体系。

在唐以前，玺、印并称，两者区别较小。一般来说，归属于皇权的印章多用“玺”而一般的印章多用“印”，但这并非绝对现象，只能说是一种约定俗成。在唐代，“玺”被改称为“宝”，共有八宝：“神宝”“受命宝”“皇帝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

前文已述，宋代在很多制度上因袭唐朝，但更为复杂。在“宝制”上同样如是。宋代的“宝”数目庞大，较之前代数量增加了很多。

宋太祖曾沿用后周“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和“皇帝神宝”，又自制四枚印章，除玉质“大宋受命之宝”外，还有“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黄金、玉石各一套。这三枚金印在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并改为宝，别铸以金，旧六印皆毁之”^[10]。尔后继位的宋太宗还制有两枚御宝分别为“承天受命之宝”“皇帝信宝”。以后每位皇帝即位、上尊号，都会刻制御宝：“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凡上尊号，有司制玉宝，则以所上尊号为文。”^[11]

根据既有资料简单统计，可以看到仅在北宋从真宗至徽宗就有如下一些宝印，宋真宗朝制四枚：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制“天下同文之宝”（金质）；天禧元年（1017）制“五岳圣帝玉宝”“皇帝诏受乾符之宝”；乾兴元年（1022）制“受命宝”，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禁中失火，玉宝被焚，当年九月，重新制宝。庆历八年（1048）制“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皇祐五年（1053）制“镇国神宝”，据载其尺寸有一尺见方，可谓历代宝印尺寸之首。

宋徽宗时期共制有九宝，大观元年（1107）仿效唐制，制八宝，分别为“镇国宝”“受命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镇国宝”印文为“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受命宝”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宝的用途分别为：“‘镇国宝’‘受命宝’不常用，唯封禅则用之，‘皇帝之宝’答邻国之书则用之，‘皇帝行宝’降御札则用之，‘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则用之，‘天子之宝’答外夷国书则用之，‘天子行宝’封册则用之，‘天子信宝’举大兵则用之。”^[12]政和七年（1117）制“定命宝”印文为“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其后诏以“九宝”为称，以“定命宝”为首，“合乾元用九之数”。^[13]仅在北宋时期，所制御宝就超过了三十枚。(www.xing528.com)

南宋以降，大量内府印信、档案资料被金人夺去，此前大内所制印信，可谓十不存一，南宋初仅存“大宋受命之宝”和“定命宝”。几乎所有档案资料，都经历了一次重建。在宋高宗建炎年间“制金宝三：一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祭祀词表用之；二曰‘天下合同之宝’，降付中书门下省用之；三日‘书诏之宝’发号施令用之”。^[14]

从形制上来看，宋代无疑确定了影响后世的官印形制，自宋以后直到清末，官印形制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宋印的形制，是隋唐以来官印形制的定型和发展，它在纽式、款识、文字风格等方面出现的新形式与特点，标志这中国古代官印形制的完全成熟。

从制印材料而言，宋代选材更简单化，除皇帝御宝有用玉、金外，其他官印基本上为铜铸。在中国古代，玉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地位。东汉初年的卫宏就曾说：“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15]所以自秦之后，以玉制玺成为帝王们的专利。宋代皇帝的御宝也是以玉质为主，金质的较少。皇太子之宝皆为金铸，只有真宗刘皇后和英宗高皇后曾垂帘听政，其“皇太后宝”和“太皇太后之宝”为玉质。“绍兴七年……礼官言国朝礼制，诸后谥宝，曾垂帘听政者则用玉，余则比用金”。^[16]宋代一般官印的质料更为单一，虽未有唐代那样的明文规定，但却基本用铜。“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17]各级官署印章略有区别。级别较高的官署，如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宣徽院、三司、节度使、观察，使其印涂金，其余各级官印皆不涂金。

到了元丰年间，宋神宗改革官制，将原政事堂的职权分属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恢复了实际地位和职权。为显示三省与枢密院的特殊地位，“元丰四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18]沈括在《梦溪笔谈》^[19]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从此直到南宋，三省和枢密院印皆用银铸。

与前代相较，宋代官印印面尺寸进一步加大，且官职越大，官印越大。而且对于每级官员所使用印章尺寸有明文规定：“宋制，天子之宝皆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纽。系以晕锦大绶，赤小绶，连玉环……饰以红锦，金装，裹以红帛，加红罗泥夹帕，纳于小盝，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杂色玻璃、碧石、珊瑚、金精石、玛瑙，又盝二重，皆装以金，覆以红罗绣帕，载以腰舆及行马，并饰以金。”宋代皇帝御宝基本都遵循这一通制。

史料记载中，只发现了三处特例，其一是真宗所制“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因用于封禅，仅方一寸二分；二是皇祐五年（1053）所制“镇国神宝”；三为宋徽宗制“定命宝”，是八宝后所制的第九宝，故方九寸。真宗刘后和英宗高后，因其特殊地位其宝尺寸也与皇帝御宝相同。

《宋史·舆服志》中还详细记载了别的官员的用印尺寸：“后宝用金，方二寸四分……太子宝方二寸，厚五寸，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其余各机构官印均方一寸八分。最底层官员所使用的的朱记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从各地现存宋代官印实物看，至今尚未发现一方御宝及高级机构官印，所见均为中下级机构官印，如“平定县印”，边长5.5厘米，其大小与宋代一般机构官印的尺寸大体相当。

宋“平定县印”

从现在出土较多的宋代记与朱记实物测量，其边长大致在5至5.5厘米之间，与记载也基本吻合。

从隋唐时期开始，中国的官印纽式就基本固定。宋代帝王所用“宝”的纽式较多，皇帝御宝均为盘龙纽，只有徽宗所制“镇国宝”和“定命宝”为螭纽；刘、高二皇后所用宝也为龙纽，皇后和皇太子宝为龟纽。除此之外，其他各级官印均为长方纽，或称为撅纽、块纽等。

两汉直到南北朝时期，因为官印还需要随身佩戴，所以无论何种纽式，都有穿孔以系绶带便于随身佩带。隋唐时，虽然印章不再由官员随身佩戴，但印纽上的穿孔仍被保留了下来。直到宋代，穿孔才彻底消失。这也是宋代印纽的一个典型特征。

谈及宋代官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背款。宋初，官印背款仅刻“××年×月铸”，从宋真宗开始，背款上加刻了铸印机构的名称，即刻为“××年少府监铸”，南宋时又改为“××年文思院铸”。

“拱圣下七都虞侯朱记”，边款“端拱二年四月铸”

“保捷弟（第）一佰三弟（第）六指挥使朱记”，边款“庆历八年少府监铸”

“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弟（第）一将印”，边款“嘉定十六年文思院铸”

印纽或印背上端还刻有一个“上”字，以防钤反。这是宋代官印背款的一般形式。

南宋初有一段印制混乱时期，一些机构越权铸印，有的还将自己的名称刻在了印背。但此为特例，不是此时印章制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