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中期，文人们开始收集著录前代碑刻印章，或许因为距离较近，又或许因为缺乏断代的能力，宋代文人并没有在其著录中收录过隋唐官印。元代印学肇始，隋唐印章依旧没有被纳入考察范畴，反而成为了被鄙夷的对象，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今天。如明代篆刻家朱简就说：“印昉于周，盛于汉，滥于六朝，沦于唐宋。”[1]后来虽有丁敬喊出了“早知唐宋六朝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口号，但追随者却寥寥。
明代中晚期的顾从德（1502—1575，字汝修，工刻印，尝搜罗古印，摹刻成谱，著《印薮》一书）是现有史可考的收集隋唐官印的第一人。在他的《集古印谱》中收录了部分隋唐印章，但在当时，他并不具备对这些印章进行断代考察的能力，于是该书也正如清人瞿中溶所评述的那样，“于私印既未免以意牵合，官印则疏略甚多”。[2]
清初康熙年间，朱象贤（生卒不详，明末清初文人）编撰《印典》八卷，其中对唐宋官印做了文献勾稽，但多为史志原文，并无新意，且未能同实物相联系，只是单纯的文字翻录而已。
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冯云鹏（清代诗人、金石学家、书法家）、冯云鹓（清代著名书法家）兄弟才在其著作《金石索》中，专列有隋唐官印一类，这是专门著录隋唐官印的文献之始，但该书所收的隋唐印章却也仅有六方，计有隋代印章二方：南郡开国（白文）和主爵私符（白文）；唐代印章四方：尚书吏部之印（见于唐人帖上）、常山太守章（白文）、行军都统之印（朱文）、都统之印（朱文）。此书是摹刻而来，所以其上内容真伪难辨，大略而言，除了“尚书吏部之印”具有一定可信度外，其余几枚或不属隋唐，或为伪刻。
清代中期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这一时期学者文人对古印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对于隋唐官印的研究才真正开始。清道光年间，瞿中溶有感于“宋元以降，为古官私印集谱者众矣，而隋唐以来者至罕”且“凡此十数家之书，仅堪供鉴赏之具，要无关学问也”。于是，辑录“自汉魏讫于宋元”官印九百余枚，加以考证，并将这些考证结果并印章，一并著录于《集古官印考证》一书中。在此书内，收集了大量汉、魏印章，相较于此前的所有著述，此书中的唐宋官印可谓数量最多。
在此书中瞿中溶共考证了五方隋唐印章，分别为“观阳县印”、“鸡林道经略使印”“云州节度使印”“行军都统印”“步从第一军记”。这其中，经后人研究，已经确定“行军都统印”为金代印章，故此书中的隋唐印章亦仅有四方。还是因为隋唐官印存世数量太过稀少，且在当时缺乏对隋唐官印的断代辨别手段所致。
在这本书中，瞿中溶也不无遗憾地说道：“予所见宋元官印不下数十种，而唐印则仅于朱巨川两告身所摹，得窥厓略，今见此印（‘鸡林道经略使印’），如获珍珠船矣。”[3]虽然瞿中溶对于唐宋官印的考证依旧薄弱，但其对这一问题的开创，依旧难能可贵。
对于唐宋官印比较深入的研究，还要等到民国。清末民国时期，照相术、影印技术的提高，进一步发展了考据学。此时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认识到唐宋官印对“考证史志裨益至宏，不殊六朝以前诸印”，向当时各藏家求借古印，辑成《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一书，该书共收录隋唐之后，历代官印共计225方，并按时代先后排列，进行了相对详细的体系划分。
广纳府印边款“开皇十六年七月一日造”
观阳县印边款“开皇十六年十月五日造”(www.xing528.com)
在这本书中，罗振玉将隋唐五代并列，归属于这一条目下的印章共计有27方为：“广纳府印”“观阳县印”“右鹰扬卫温阳府之印”“鸡林道经略使之印”“灵武□□□□□之印”“博陵郡之印”（砖印）“归顺州印”“东安县印”“大毛村朱记”“涪婆县之印”“步从第一军记”“□化县□□记”“□林□使朱记”“蓟州甲院朱记”“永安都虞侯记”“一厢都指挥记”“左静□都朱记”“宁晋引纳朱记”“弘农郡□□记”“都纲库给纳部印”“梨州州学朱记”“奉使之印”。附录中，他还收有摹写自碑帖的五方：“明州之印”“台州之印”（二方）“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中书门下之印”。
涪婆县之印
在此书的编撰上，罗振玉进行了非常大的改革，不像过去所辑录印章，仅拓印面，而是将印面背款一起拓出，使人一目了然。1923年，此书付梓，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此后研究隋唐以后历朝官印的必备书目。且将当时能见到的隋唐官印全部收罗，在学术史上地位崇高，是一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杰作。
但毕竟，隋唐官印在整个印章史中所占比例不大，同时存世量太少，加之对于印章研究，主要还是以篆刻家、金石学家为主，而这一人群不可避免要受到自元以来对六朝唐宋印章鄙夷态度的影响。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于隋唐官印的研究依旧很少，部分篆刻家、金石学家涉及这一领域，也只是泛泛而谈，且存在不少谬误。
浙江省博物馆藏“金山县印”“会稽县印”及印盒
1981年，罗福颐才又在《古玺印概论》[4]一书中论及隋唐印章，但只是简单地将其特征归纳为：“隋唐官印开始加大，用朱文，书体为小篆。”困扰隋唐官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样本数量太少。虽然建国后又陆续发现、挖掘出土了一些隋唐印章，但整体数量依旧不大，迄今为止，能够确定的隋代印章也才区区14方，分别为“观阳县印”“东安县印”（疑为砖质、“宜春县印”“萍乡县印”“豫州留守印”“云阳县印”（砖印）“夏县印——夏津县印”（砖双面印）“永兴郡印”“汲郡守印”“广纳戍印”“桑乾镇印”“崇信府印”“千牛府印”。“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其中“永兴郡印”还只见印痕，实物早已无踪。唐印数量较之隋印为多，但加上各类印痕，也不过百余方。
虽然隋唐官印存世数量稀少，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量却非常巨大，与前代印章相比，首先是形制上的变化。这些隋唐官印，印文全为朱文，而且印面的面积也有了不小的增加。同时印纽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考察印文还会发现，与之前的官印相比，隋唐官印的印文中官职数量减少，衙署数量大增。这一变化的出现，也揭示着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深刻变革。隋唐官印的形制一直延续至今，对于篆刻这门艺术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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