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代简：东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

敦煌马圈湾汉简

早在西汉早期，纸张已经进入实用范畴，但这一时期的纸张质量不佳，制作工艺也不尽如人意，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推广。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张制造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农耕文明的大环境下，新技术的推广并不会像今天这样迅速，直到东汉末年乃至三国时期，主要的文牍介质都依然是竹木简。

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长沙等地发现过大量的吴简，在湖南郴州也发现过西晋的官文书简牍。根据这些考古实物，可以明确至少在三国、西晋时期，简牍依然是主要的书写载体。而到东晋南朝时，实用性质的简牍文书几乎已经绝迹。虽然在南京、南昌等地出土过一些东晋南朝时期的简牍，但这些简牍大多出土于墓葬当中，且多为名刺一类。由此可以推定，这一时期墓葬中的简牍只是随葬品，以之为名刺，只是为了通晓神灵，可以断言东晋以后，纸张已经成为了书写的主要载体。

这一论断在历史典籍中同样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最常被被引用的一条文献，就是桓玄（369—404，字敬道，东晋权臣，大司马桓温之子，桓楚开国皇帝。）于东晋元兴二年（403）颁发的一条诏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1]同时他还诏命“平准（淮），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2]

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知晓当时除黄纸外还有青、赤、缥、绿、桃花等多种颜色的纸张，足见当时造纸术已经非常发达。在桓玄颁布这条诏令之后，官场文书普遍用纸，简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宋末元初著名学者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宋末元初史学家。）就说：“（三国时）犹用版诏，至晋时则有青纸诏矣。”^[3](www.xing528.com)

除了诏书外，晋时的奏章也已开始使用纸张，如《晋书·张华传》就记愍怀太子“启事十余纸”；《晋书·孙惠传》记东海王越“造表”，“坏数纸不成”；《晋书·王浑传》记晋惠帝在元会上对郡国计吏“授以纸笔，尽意陈闻”。

纸张的使用，在这一时期还逐渐向外传播。晋室南渡后，留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其诏书大多也使用纸张。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皇帝石虎就曾下诏：“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石勒）创临天下，黄纸再定。”^[4]北魏崔鸿《前燕录》中也有记载：“慕容俊三年，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俊曰：‘吾名号未异于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纸称疏。’”可见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也已经把黄纸作为官方用纸。少数民族政权对纸张的使用，应该是受到西晋诏书已用纸张的影响。

根据出土实物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术是直接继承两汉麻纸技术发展起来的，但相比之下，此时的纸张生产，无论在产量、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东晋时期纸作为书写介质出现，可以推定，纸质文书应当己经采用纸质信函封缄，但或许因为纸质信函不易保存，所以今天还不曾出土过东晋的文书封泥，也未见到信函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