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汉印的广泛应用范围

在汉代，人们如何使用印章，到今天也没有非常准确的论述。普遍认为，是盖在泥饼之上，制成封泥，用以各类封藏。这一观点的产生或许与近代以来，大量封泥实物的出土有关。但这显然不能涵盖汉印所有的应用范畴。

汉代的政治机制，先用道家黄老之说，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才逐渐转向外儒内法，但政府对民间的管控依旧比较有限，这涉及到政府组织结构、行政命令传达的速度等一系列问题。况且，很多文书布告等，并不需要封藏，反而要经手人员通读了解。根据以上情况进行推测，只有一定密级的文件需要封藏，但这些文件显然不会是官方民间交往的主流。

同时，史书中可以见到对汉印的形制、授予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其详细程度远在印章直接钤盖的记录之上。显然在古人的概念中，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要在印章钤盖之上。根据《周礼·地官·掌节》中的一些记载，我们认为，汉印在此时依旧具备类似“节”的功能，即有需要时由掌印人出示即可，并不需要钤盖。汉印存世量较大，在这样长的历史时间内，还有这样众多数量的保留，可以认为，这种“出示”式的使用，才是汉印在当时使用的主要方式？

1.封泥考据

封泥首次引起学界注意，是在清道光年间。清代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清代官员、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岭南著名的书画金石鉴藏家。）在《筠清馆金石·并序》中就记载道:“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帖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

在《筠清馆金石》中，吴荣光还摹写记录了“刚羝右尉”“雒右尉印”等六枚泥封，这是封泥实物最早见于著录之所在。但当时吴荣光并没有意识到这究竟为何物，只是简单地推断“此汉世印范子，以泥杂胶为之”。

按照常理推断，在此之前应该也有封泥出土，只是人们认识不到，并未引起重视，因此不见典籍记载，直到清中期，考据学迅速发展，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封泥的价值，因此才有著录研究。

吴荣光是最早著录封泥的人，但为封泥正名，以及准确解释其用途的，则另有其人。在吴荣光之后，另一清代金石学家刘喜海（1793—1852，清代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字燕庭、燕亭、砚庭、吉甫，山东诸城人。）根据《后汉书·百官志》为这类遗物正名为“封泥”。《后汉书·百官志》中有“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的记载，但在这则记载中，并没有关于“封泥”质地与具体应用法则的描述。在数十年后，刘鹗（1857—1909，清末小说家、学者。）才在《铁云藏陶·铁云藏封泥》中说：“泥封者，古人封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

换言之，不管封泥的定名也好，还是对于其应用的解释也好，都是后人根据出土实物，再对照史书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推测，至于其历史中是否真实如此，依旧值得怀疑，只是目前在没有更为贴切解释的情况下，暂且采信这一说法。

在封泥引起学界重视后，更多的封泥被发现。除却四川外，陕西、山东等地相继有封泥出土，关于封泥的著录也越来越多。在这一时期，四川、陕西出土的封泥以西汉、新莽两代为主，也有少量战国、秦代的遗物。山东所出泥封则跨越了多个时代，从战国到秦、汉，且以西汉早期为主。

今天能见到最早的封泥实物为《山东泗水尹家城出土封泥考略》^[1]中著录的一枚“嘼虡”封泥，其时间约为西周晚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这枚封泥考释读为“兽虞”。

封藏简牍、抑盖玺印于泥上，在秦汉以及更早的典籍上，也有记载。如《周礼·秋官司寇·司民/掌戮》中就说：“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郑玄为其注云：“玺者，印也。既揭书揃其数量，又以印封之。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揭橥。”

揭，即类似于标签的简牍。结合文意，“玺之”便应指用玺印来钤盖、加封这些简牍。《周礼》中的这段描述，只是讲述封藏简牍的一个大概，在《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则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记述。

《山东泗水尹家城出土封泥考略》中著录的“嘼虡”封泥

《吕氏春秋·离俗览》中有这样的记述：“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涂，即泥土，方、圆的描述，则更具体阐释了将玺印抑盖于泥土之上的状态。《淮南子·齐俗训》中也有记载：“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埴也是指泥土，这段记载与《吕氏春秋》中的说法大同小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都只是描述了玺印的用途范围和部分材质，对于具体表现出的样式并没有记述。留下来这些封泥，是否就是古代人们对于印章使用的真实呈现，依旧需要更多考古发现的印证。

封泥的存世数量并不算少，而且跨越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今天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封泥是当时官署集中弃置并焚烧封检（简）的部分遗存。^[2]但既然是封藏的印记，那么在封藏之物被打开后，封泥就理应损毁了，为何还能如此完整大量地保留呢？而且，在今天传世的封泥中，也几乎没有火焚的痕迹。

目前，学界并没有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才采用前人的说法，印章钤盖的功能是确定的，但或许其在当时呈现出的又是另一番状态吧。

2.汉印制度辨析

对于汉印使用之法的另一点怀疑，来自于史书中常见的关于汉印授予的记载。

汉代因为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长时间的大一统局面，其对于制度的记述相较于前代丰富了很多。在《汉书》中，就可以找到对于汉印授予以及印制的详细记载。

① ［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除了“印绶”之外，在汉代史籍中还能见到对于印章规格、印文内容的明确规定。如东汉卫宏所辑，清代孙星衍校正的《汉旧仪》和《汉旧仪补遗》所记：

① ［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汉旧仪［M］．北京：中华书局，2008．

根据上述史料，可以看到汉代对于印章制度的规范已经相对完备，这种完备也说明在汉代印章的使用绝不只是钤盖那么简单。否则仅需要对印文有所要求即可，不需要在形制上有这些规定。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资料中所提到的“金印”“银印”并不全都是由贵金属金、银制成。总计来说。近40年来，在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金银质地汉印，大略有如下一些：

官印类的，河南出土的“关内侯印”“关中侯印”“平东将军章”，陕西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江苏出土的“广陵王玺”，云南出土的“滇王之印”等。

私印类的，广西出土的“如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垂相”“轪侯之印”，宁夏固原县出土的“伏波将军章”等。相对于存世汉印的总数来说，这一比例很小。大部分两汉公卿、将军所用印章虽名为金印、银印，实则皆为涂金涂银，其基础材质依旧是铜。

考察这些记录，还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几点现象。

其一，并不是所有汉代官员都有印绶，在获得印绶的官员中，文职、武职皆有，根据现有史料还难以对其颁发印绶的标准进行评断。

其二，在“印”之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绶”。“绶”在《说文》^[3]中的释义为：“韍，古文作市，韠也……即佩玉之组……佩玉之系谓之璲。俗字为。又谓之绶。”在《汉语大字典》^[4]中，绶的释义为：一种丝质带子，古代常用来拴在印纽上，后用来拴勋章。此字的含义，古今几乎没有差别，都是系带。在《汉书》的记载中，专门对绶的颜色进行了说明，足以证明，印、绶应为一体，其使用上，也应是一同使用。

“广陵王玺”印身（左），印面（右）南京博物院藏(www.xing528.com)

“朔宁王太后玺”印身（左），印面（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滇王之印”印身（左），印面（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其三，印绶的划分标准并不统一，在一定级别之上可以看到都为“金印紫绶”而后才是“银印绿绶”“铜印黑绶”“铜印黄绶”。

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推论，印章在汉代更是一种身份象征，其使用范畴也更偏向于“出示”，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大量的官员没有印绶，而印绶又有如此规格划分。

对于汉印的使用机制，还可以从官制史中寻找到答案。秦汉时期的官印，基本上都是官名印，并无官署印，通官正秩基本都有印。而隋唐的官印则以官署印为主，除了特殊使职，官员一般无印。官署印出现并代替官名印的原因是政府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秦汉时，官员有印而官署无印，秦汉的各级官僚机构基本是以个人开府的方式组建的。隋唐之时，政府组织则开始了全面的机构化。

秦汉时官员需要印章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到了隋唐之际，则没有这一需要了。官员的数量是肯定要大大超过官署部门数量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为何今天传世的印章中，秦汉古玺的数量要大大超过唐宋印玺的数量。

关于汉印的制作，同样是汉印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前文中，已经讨论了汉印铸、刻的问题，相对于铸造来说，刻的工艺相对简单，但这也并不是说任何一个职能部门或者个人，都有刻印的权力。汉代对于印章的刻制，同样有相当完善的规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在进行得比较少。进行过比较详细论述的，仅见于汪桂海的《汉印制度杂考》和日本学者片冈一忠的文章中。

西汉在早期实行分封制，在帝国内部存在很多诸侯国。最初诸侯国可以制作封国内部分官员的官印，因此这一时期官印是由中央和诸侯国制作的。后伴随着汉武帝将权力收拢，分封的诸侯国逐渐消失，官印的制作权力也逐渐收归中央。

在这之后，中央官印的制作是由御史中丞统筹管理。根据《通典·职官部》^[5]的记载可以得知，西汉时御史中丞归御史大夫管辖。东汉时，御史中丞则归少府管辖。而刻印，即在御史中丞下辖官职的印曹的职权范围内。“两汉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

目前，学界对于印章刻制的管理机构并无疑义，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印章由何种官署进行书写、设计。在这一问题上，片冈一忠认为：“在尚书令史的指导下完成官印的文字样式，然后由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所管辖的五曹之一——印曹来刻印。”^[6]汪桂海认为：“官印先由兰台令史书署好印文文字，然后由印工依书写好的印文凿刻。”^[7]笔者赞同汪桂海的观点。

兰台令这一官职，在史书中并不显眼，实际上其确实也是比较卑微的官职，但伴随着中央权力体系的变化，到后期这一官职是“位卑权重”，在汉代的政治体制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西汉初期，兰台令史的设立，只是举劾吏民上书中字体是否周正的小官。

《汉书·艺文志》^[8]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此外，《后汉书·百官志》^[9]还载：“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可见在查验字体是否周正之外，兰台令史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即掌“书印”。可以明确兰台令史负责印文的书写，然后再交由印工刻印。在《后汉书·祭祀志》^[10]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

在这则记载中，可以看到汉光武帝即位告天时，派遣侍御史和兰台令史率领工匠先上山刻石。从以上可以看出，官印印文的书写是由兰台令史负责，但是刻印则是由印曹负责，而具体操作的人为工匠。

汉代持续时间很长，前后有四百余年，其政府机构职能也一直在变化之中。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普遍现象和规律，还是有不少个案与这些规律并不相符，但或许这些个案引发了后来对于印章制造使用模式的变革，就如对于印色的使用。关于使用朱色钤印的记载，史籍中最早见于《魏书·卢同传》^[11]“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和《北齐书·陆法和传》^[12]“法和不称臣，其启文朱印名上，自称司徒。”史籍中一般认为印色最早出现于南北朝。

现在比较通行的概念，是在隋唐时期，印色才成为印章使用的主要介质，这与印章应用范围与制造方式相关。但1973年湖北江陵的一座西汉墓中就出土过一方木印，位于墓主人的带钩处，印文一面刻“张偃”，另一面刻“张伯”。发掘简报称“张堰”印文中“有朱红颜色”，此墓中出土木牍纪年为汉景帝四年（前153）。前文中也谈到过关于春秋战国时于揭地矩文锦上钤盖印色的痕迹，至于更为深入的研究，还待后来者，本书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以及猜想。

【注释】

[1]马良民、张守林．山东洒水尹家城出土封泥考略［J］．考古，1997．

[2]杨广泰．秦官印封泥著录史略［J］．东方艺术，2013年．

[3]［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6．

[5]［唐］杜佑．通典·职官部［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日］片冈一忠．中国官印制度研究［M］．日本：东方书店，2008．

[7]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J］．北京：历史研究，1997．

[8]［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北齐］魏收．魏书·卢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唐］李百药．北齐书·陆法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