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印的制作方式及其对前代工艺的继承

以汉印的制作方式为研究对象，在艺术学和史学两个学科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多艺术学研究者以及众多的篆刻家，都判断“铸造”是汉印主要的制作手段，只有很少部分如“将军印”等急就章，是用凿刻方式制成。但在历史学界则基本都认为，汉印大多是凿刻而成，只有很少量的汉印是通过铸造制成。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两者研究方法的不同。艺术学研究者和篆刻家，主要的研究材料是前人的论述及作品。尤其一些古代的论述，已经成为圭臬经典，其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成为了基础概念。而历史学研究者，则更多通过实物以及正史中的记载为判断依据，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推翻古人的一些错误。

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的十九举中说：“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

可见他在当时已经注意到将军印等印章的镌刻痕迹非常明显，显然再说其是铸造的并不合适，于是只能用事情的急缓来进行解释。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古代行军打仗，虽然也重视时间效率，但并没有急迫到这种程度，将领任命、军队集结、粮草调动、情报整理等，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用何种方式来制造印章都是来得及的，急缓之由，也只是自圆其说而已。

究其原因，大概因为吾丘衍所见时人印章，多是铸造而来，推及同为金属印章的汉印，便也认为其是由铸造而成。况且当时印章制作，基本由工匠完成，吾丘衍本人实践操作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才有这种认知。

其实在史料中，凡涉及印章一事，也都是言刻印，基本没有说铸造的。在汉代的史籍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论述，如《史记·留侯世家》载：“汉王刘邦曰：‘趣刻印’。”《汉书·孔光传》曰：“已刻侯印。”《汉书·王莽传》载：“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后汉书·公孙述列传》曰：“多刻天下牧守印章。”等等。

“军假司马”印面（左），印蜕（中），印身（右）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藏

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汉印，尤其是官印，形制都非常统一。结合史籍中关于汉印的颁发、使用等的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时的官印，都是预先成批铸出各型印坯。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即取用适合的印坯，再经过一系列程序后，由印工按规定运刀刻成。

对于汉印多以凿刻方式制成，其判断依据来自于印章实物。将军印一类印章其凿刻痕迹已经很明显，对其制作方式并无争议。

其余官印、私印，也多从印面上便可获得关于其制作手段的信息。如在这方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藏的汉印“军假司马”上，便可看到，其线条底部呈明显的“V”形，且在多处笔画的起笔处，有明显锐角，这与篆刻创作中在石上刻画所形成的痕迹一致。且笔画中段的一些弧度，明显是刻制形成。

铜的密度为8.9克/立方厘米，铸造时收缩比很小，在铸造中并不会在笔画上形成这样的弯曲。

“关外侯印”印面（左），印蜕（中），印身（右）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藏

“部曲将印”印面（左），印蜕（中），印身（右）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藏(www.xing528.com)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如同样出自日本岩手县立博物藏的一方“关外侯印”，其线质的凿刻痕迹更甚，刀痕显露无疑。尤其在笔画的头尾，皆可见很明显的凿刻痕迹。

还有如这方“部曲将印”，观察印面，除了能看到起笔处明显入刀的痕迹外，在笔画中间也能见到很明显崩裂的痕迹。这与今天篆刻时于石上产生的痕迹一致。因为青铜较为脆硬，在刀具的挤压凿刻过程中，产生这种类似于刀与石材碰撞产生的崩碎感，是完全可能的。由此也说明这方印章出自凿刻而非铸造。

还有一些证据可支撑汉印多由凿刻，而非铸造制成，即印文笔画的卷边现象。这一现象在古玺和秦印中更为多见一些，汉印中偶有所见。如这方秦印“啺（唐）适”，其笔画的卷边情况就非常明显。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这是因为制作方式和工具的应用形成。在西汉以前，铁器的应用并不那么广泛，人们缺乏在铜上凿刻的硬质工具，很有可能就将铜加热，使其软化，直接用铜刀具凿。这一工艺流程在今天的很多金属器物制造中都还可以见到。

铜经过加热软化后，其流动性变强了，行刀到处自然会产生这种堆积感，就好像用木棍在沙地上画线，很自然的可以看到沙子向线条边缘处堆积。古玺和秦印中这种现象的多见，也反向印证了汉代在金属工具运用上的进步。

秦印“啺（唐）适”印面（左），印蜕（中），印身（右）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藏

在汉印中，线条底部除了如前述的“V”形外，还有很多呈“︺”形，这可能是因为刻制汉印的刀具差异造成。今天在很多刻铜艺人处可见其常用的刀具，有刀口与篆刻刀类似的平口刀（单面开刃），也有三角刀和刀头略圆的弧形刀。用其在铜质材料上刻画，也确实速度快而精确。

从工艺角度来看，汉代以铸造制作印章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前代也不乏铸造的事例。但为何会选择凿刻呢？推测而言，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汉时，因为印章的钤盖主要是在封泥上，白文印章便成为了主流，而在白文的制作中用刀刻，要比铸造更为简便。铸造朱文印章，只需要将印文处留空即可，而白文印章则需要印文处凸起，对制陶范、沙范来说，太过麻烦。参看今天的刻铜工艺，可以想见当时技艺熟练的印工，在印坯上刀刻白文的技术应当也非常迅捷、准确。

其二，镌刻的印章，相比铸造印章，精确度上要差一些，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印章防伪效力会更好。

其三，因为前代已经有了凿刻印章的先例，甚至在很多铜器上也有凿刻体现。如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20年秋季拍卖会上出现的一块秦诏版，便清晰可见其上文字是凿刻而成。汉承秦制，汉代诸多白文印章由凿刻而成，也可以看作是对前代工艺的继承。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20年秋季拍卖会上拍出的秦诏版可见其字口有明显的凿刻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