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的用途及制作方式的猜想

目前，对于古玺的研究基本上分为形制、断代、印文内容、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对于其如何制造、应用，尚未见到有成体系的论述。这是由于在先秦文献中基本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论述，同时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实物出土。古玺如何制造、应用的问题，只能结合后世文献中对于汉印等的记载，进行一些推定。

“印者信也”，古玺作为一种信用凭证，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信用凭证如何得以展现，依旧是一个谜题。

安徽省博物馆藏“鄂君启金节”

现在对于秦汉之际印章的使用情况，主要通过封泥来考察。这与20世纪以来，大量封泥的出土有很大关系。王国维就认为，封泥用法主要有五种：用于竹简木牍等文件信函的封缄；用于罐、笥等储藏容器的封缄；用于土方工程的封标；用于封固门户；用于封守钱串。

以此推论，先秦古玺的用法大致也不会超过这几种情况。但若印信单纯用作封藏，定不会有这么多的封泥留下来。因为在物品解封后，封泥定将损坏。同时在社会交往中，也并没有那么多需要封藏的物品。因此，玺印的使用应该不止这几种情况。

在《周礼·地官·掌节》中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记载。在郑玄的《周礼注疏》中对此的解释是“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在同一条目下，还有关于“玉节、角节、使节”等的记载。对于各种“节”的形制、用途，在《周礼注疏》^[4]中都有解释：“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邦节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则别其节之用……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玉节之制，如王为之，以命数为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闻。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金为节，铸象焉。必自以其国所多者，于以相别，为信明也。今汉有铜虎符。……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变司市言货贿者，玺节主以通货贿，货贿非必由市，或资于民家焉。……玺节者，今之印章也。……郑引之者，欲明汉时铜虎符本出于此也。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

由此可见，此时的“玺节”与其余各种凭证并未有本质区别，只是使用范畴不同。而这些“节”的用法，绝大多数时候都只需要对相关人员出示即可。因此可以推定，这时的“玺节”在除却钤盖外，在某些时刻，也只需要对人出示即可。

古玺中多见朱文，朱文印章并不适合于钤盖封泥，因此其也有可能是钤盖于其他物品之上。后世的考古发现也对此多有印证。

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就曾出土过一件褐地矩文锦，面上盖有朱印。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也出土了一件盖有朱印的菱形锦面袍，同时出土的另一件对龙对凤纹锦袍以及塔形纹锦带上也都盖有朱印。这些朱印都系钤印而成，基于此，可将印色的使用时间上推到战国。同时这样大量的出土也表明印章钤盖于纺织品上在此时并非个例。是否可以推定，古玺在除却封泥的作用外，也有钤盖纺织品的用途？

基于此，我们可以推定，古玺的用法可以分作两端，其一是钤盖以作凭证，其二就是出示以作凭证。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所说：“印其实手执之节也。”也并非没有道理。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古玺印章实物相较于汉印并不多，同时由于文献的匮乏，对其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古玺印章的存留稀少，除却时代久远之外，也因为清代之前，人们对其并不重视，甚至有很多损毁的情况存在。清代之前，人们往往将古玺认作“未识私印”和“杂印”。

在明代，人们认为秦代是短命王朝，因此其历史遗留也被认为是不吉利之物，多有损坏。明代林俊（1452—1527，字待用，号见素、云庄，是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的老臣，著有《林见素文集》二十八卷。）在其《见素集》^[5]中就记载了一则典故：“陕西守臣进古玺，又梳其伪，谓果秦玺亦亡国废物，宜毁不留。”当时陕西的大臣进贡了一批古印，并对其进行了时代梳理和真伪分辨，而在众人认为这批古印为秦代之物后，其所采取的处理手法是将其全部销毁。后世黄宾虹在《古印概论》^[6]中也有类似的描述：“盖秦、豫以官印胜，齐、鲁以古印胜，小古印阔缘者，旧谱以为秦物，而不收大古印，以为废铜，销毁者多矣。”

在古玺的制作方式上，现在比较通行的认知，是其由铸造而成，但并未见有深入的论述。这种铸造而成的论调，也大多是基于前人的论述，缺乏实际的考察。这一言论的肇始，是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的十九举中说：“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后世都因袭这种说法，直到最近十数年，才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实际这种说法有很大问题。汉印无论何种，大多出于凿刻，这在后文中有详细论述。倒是古玺尤其朱文多是铸造而成，其中部分有凿刻修饰的痕迹。

古玺由铸造而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https://www.xing528.com)

其一，当时中国的金属铸造水平已经很高，能完成对于玺印这样精细物品的铸造。就其工艺特征而言，依旧采用陶模和陶范的铸造方式。

目前，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铸造遗址中出土的相关器物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制造陶范或陶模的土，都是经过仔细筛选的洁净细匀的粘土。因为如果土质不净，则精细的花纹就铸不出来，还会产生其他铸造缺陷。但是土不很牢固，受高热后容易开裂，这就需要在土中掺和颗粒很细的砂子，以改善其承受热力的性能和增加机械强度，使熔融的铜液灌注时陶范不致开裂和崩坏。不论是安阳殷墟、西周的洛阳和春秋时晋国的侯马等遗址中出土的陶范，都掺有不同程度的细砂。还有，在铜液灌入陶范时，会产生少量气体。气体如不排除，会在铸件上造成气孔，严重的会导致废品。所以陶范，特别是外层陶范，要适当地造成一些孔隙，改善透气性能。内层的范土较薄，而外层的范土则相当厚，掺的砂也多。增加气孔的方法是在土内拌一些切碎的麦秸，也有拌其他有机物，如谷壳等。”^[7]

其二，虽然中国古代春秋时候就已经开始冶铁，但在汉代以前，铁器并未全面普及。由此推测，并非所有制作印章的场所在任何时间都有合适的工具。因此在部分古玺，尤其是白文上可以见到凿刻痕迹，朱文也有用刀修饰过的痕迹，而在另外一些古玺印中，却见不到类似痕迹。

我国古代开采的铜矿，往往在同一个矿脉中含有铜矿石和锡矿石，古人并没有办法将锡矿分离出来，甚至没有对锡矿的认知。铜与锡构成的合金就是青铜，硬度比铜大，而且铜和锡的混合物容易熔化、容易还原。后来为了冶炼方便，人们又开始在其中添加另一种重要金属——铅，最终形成了古代青铜为铜、锡、铅三者的合金。在青铜中加入铅的作用有两个：第一，进一步增加硬度；第二，“在液体铜内加铅会使液体金属的流动性增强，从而使铜汁与陶模陶范的接合更加紧密，使铜器上的文字与纹饰更加清晰。”^[8]

近数十年来，研究古玺的著作、论文不胜枚举。关于古玺的艺术风格、文献意义等在此不做更深入的探讨。如前所述，本章中探讨的问题除却对前人关于古玺的断代之外，还是集中于真实历史语境之下古玺的制作与应用。

【注释】

[1]［清］朱象贤．印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明］沈明臣．集古印谱序［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十七［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明］林俊．见素集卷十七［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黄宾虹．古印概论［J］．东方杂志．1930．

[7]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