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今天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形态的基本特征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夏朝太过久远，且没有实物发现，长久以来都只存在于文献资料中。商代与西周两代构建了中华文明的雏形，但具体的细节在晚清之前依旧模糊，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让细节丰富了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周在中国历史是更浓重的一笔，春秋和战国时期各种思想产生，持续影响至今，同时因为有相对数量较多的文献传世，东周在历史上的面貌也要清晰很多。但关于夏商周具体的断代则一直是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这一历史谜团才终被解开。
谜团的解开，意味着历史将以更清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必然引发各种谜题的不断被解答。关于印章的历史研究，同样也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在印学史中，关于印章的断代，也是这门学科中第一个跨越时代的课题。
印章断代的问题，在元代被提出，一直绵延五百余年，直到清中晚期才被解决。
印章的断代，是印学的正本溯源，研究明晰后，解决了这一艺术形式源头和路径的问题。元代吾丘衍等倡导的印学观念，除崇汉观、正统思想外，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认识局限，限制了思想，对于秦、汉之前的印章根本没有认识。
吾丘衍就在《三十五举》中的第二十九举说：“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美恶，揭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节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国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闻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刘安寓言而失词耳。’”
在这段话中，吾丘衍提到“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被后人称为“三代无印说”。这一说法影响极其深远，直到清代吴先声（生卒年不详，字实存，号孟亭、石岑，工刻印。著有《敦好堂论印》《印证》。）《敦好堂论印》都还在坚持这种观点。站在篆刻学的角度来看，“三代无印”说不仅误导了印学理论研究，而且直接导致了篆刻艺术发展的不平衡。
历代都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说法，但对其认知的完全颠覆，还要到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这一问题解决后，先秦的印章被统称为“古玺”，成为与汉印并称的一个概念。实际这是一个相当粗疏的提法，其中还可以细分为三晋古玺、燕系古玺、楚系古玺、齐系古玺等，其上限可溯至殷商。
20世纪30年代，北京古董商黄浚（1891—1937，字秋岳，中华民国时期政客、古董商、汉奸。）就曾购得三方奇特的铜玺，传出自河南安阳。这是目前能见到的，确定时间最为久远的古玺印章实物。1935年，黄浚在其所著《邺中片羽》中著录了这三方铜玺。
黄浚著《邺中片羽》书影
此后，这三方铜玺由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号双剑誃主人、中国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所得，他在自己1940年的著作《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中，曾刊载了这三方印章。再之后，这三方铜印先后得到了胡厚宣、徐中舒、容庚、丁山、饶宗颐、董作宾等史学家、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的认同。其作为早期印章实物的观点亦为印学界、史学界所认可。但关于其具体断代尚有争议，目前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定为商代作品。
于省吾著《双剑簃古器物图录》
三方传世古玺印蜕
传世古玺印体及印面
除了这三方玺印外，20世纪中叶进行的诸多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数百年中的印章实物，这些印章皆有准确出土地点。
1980年，考古工作者就在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西周中晚期灰坑中发现了一组双联印，这套双联印由一绳状铜条衔接，两方玺印分别为三角形和长方形，印面纹饰简洁，与青铜器上的回云纹相似。
西周中晚期双联印(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周原博物馆馆长罗西章还在扶风县庄白村一西周灰坑中发现了一枚方形铜玺，印面纹饰盘曲迂回，与青铜器上的凤鸟形相类。
上述这些玺印上的云纹、凤鸟纹均为西周时期典型的纹样。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印章实物最早可以追述到西周时期，因为其形制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对其产生时间前推，到达商代是合理的。只是目前还欠缺准确的手段，来对其进行具体断代。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书同文”之前，各地古玺印章各有其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印章形制的多样，文字的绮丽多变。其以铜质为主，兼有陶、石、玉等质地。
第一个对“三代无印”说提出质疑的，是与吾丘衍同时代的俞希鲁（生卒年不详，元代文人，字用中，出身世家，学识渊博，当时京口之碑文，多请他作，时与青阳翼、顾观、谢震，合称“京口四杰”。），他虽然也认同汉、魏印章具有质朴、古雅的形式美，但并不接受“三代无印”的观点。他在给杨遵写的《杨氏集古印谱序》中说：“予观《周官·职金》所掌之物，皆楬而玺之，郑氏谓：玺者，印也。则三代未尝无印，特世远湮没，非若彝器重大而可以久传者也。然则虞卿之所弃，苏秦之所佩，殆亦周之遗制欤？汉去古未远，其制作必有自来，斯谱之所以不易得也。盖亦录梓而行诸世，俾好事者得有所考焉。”[1]
在这段话中，他阐述了支撑其判断的依据。其一，他认为古玺印章是小物件，不如鼎、彝等大器，因此上古的玺印难以流传至今；其二，他认为汉代与上古的间隔并不久远，汉代的印章也并非凭空产生，一定有其由来。因此他提出了“三代未尝无印”的猜测。
今天再来看，俞希鲁的猜测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俞希鲁本人对“三代印”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不能够拿出相应的实物证据与文献资料来支撑其言论。因此，这使得他的“三代未尝无印”的猜测，无法形成定论。问题终究还是要留到后世再来解决。
到了明代，后人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前进了一步，文人对印章起源的认识已经上溯到秦代。
明代文人沈明臣（1518—1596，字嘉则，别号句章山人，晚号栎社长。明朝诗人，与王叔承、王稚登同称为万历年间三大“布衣诗人”。著有《丰对楼诗选》四十三卷、《越草》一卷。）在《集古印谱》[2]序中就说：“唯天子称玺者乃秦、汉故事。”
在《集古印谱》序中，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议郎樊衡夷因张颖上鹊中印，其文为‘忠孝侯’印字，乃上言尧、舜时旧有此官，然尧、舜时有此官，今虽无可考见，当时君臣乃辄为置官置印。由是以观，是三代未尝无印，而印玺尊卑通名，信矣。”
俞希鲁的“三代未尝无印”的观点在这里被他再一次提出。沈明臣通过文献资料对其进行论证，使得俞希鲁的猜测在此时期变成了一种质疑。
明初，大部分印学家依旧延续着元代“印宗汉魏”的观念。但在历史的演进中，人们对于印章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遂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印宗秦汉，这时候的“印宗秦汉”印学观念，与清代的“印宗秦汉”，并不完全相同。
明代的“印宗秦汉”是一种史学观点，而清代的“印宗秦汉”更偏重于篆刻创作中的美学观点。明初“印宗秦汉”中的“秦”就专指秦代，这在王祎的《印谱题辞》中就有明确所指，他说：“然而印玺之制，始自秦斯，由汉暨魏，率世尊代承。”[3]
可以看到，王祎已经认识到印章的代代传承，只是在起源上还归为秦代李斯，这大约和李斯在秦始皇命令之下主持“书同文”有关。同时，明人对于秦之前的印章也还没有明确认识。
明人认可了“汉承秦制”，将印章起源归于秦代，但对古玺依然没有明确认知，大部分人将古玺归类于“未识私印”和“杂印”之中，甚至将其归类于秦汉印章。这一观念，直到晚清时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大兴，以及出土古玺的日渐增多，才使得人们对古玺的辨识和研究能力日益加强，逐步能够准确地将古玺进行断代和分类。至此，“古玺”这一概念才真正有了较为确切的所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