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丘衍与汉印标杆的创作方式

赵孟頫、吾丘衍之后，普遍认为，直到元末才由王冕、朱珪开启了文人治印的先河。但根据现有的研究发现，这并不符合实际状况。根据孙向群的研究，在宋代人们用石头刻印并不罕见，文人用石头刻印也不是从王冕开始。^[8]文人篆刻，用石材作为主要材料，只能说是因王冕而得以普及。

宋代是我国金石学的第一个高峰，诞生了许多金石学家，在史料中也不乏宋代关于古印的著述。文人收集这些古印，除了考据，还将其作为学习的范本。南宋著名金石学家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南宋著名金石学家、语文学家、理学家和藏书家。）在其《汉晋印章图谱》第一部分的“官印篆式”后就有注曰：“可见古人官印制度之式，又可见汉人篆法敦古，可为模范，识者自有精鉴。”按罗福颐（1905年—1981年，古文字学家，字子期，罗振玉之子。）的说法“考中虽有宋临川王氏汉晋印章图谱，然仅见木刻本，疑出后人伪托也。”但宋代金石学很繁盛，出现这样的印谱版本是在情理之中，且还有证据表明宋代已经有文人从事了篆刻实践，故本文不采信罗福颐观点。

从“汉人篆法敦古，可为模范。”一句可知，在宋代印谱已成为人们刻制印章的范本了，今天在零星的史料中，也可以看到宋代有文人亲自镌刻印章，^[9]只是这些文人大多名不见经传，且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所以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宗秦汉”的实践，最迟在宋代已经开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创作上，以汉印为标杆，并非肇始于吾丘衍，但是吾丘衍因为自己政治思想的投射，赋予了这种以汉印为标杆的创作方式精神内核，将其定义为正统。同时，这种正统的思想也与元代在文人士大夫之间风行的“复古”思想吻合，由此汉印成为篆刻标准的源头。从篆刻产生的初期来看，在艺术上，无论何种取法，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正因为这种“正统”的论述，让后世的篆刻家都以此为圭臬，并且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不断丰富这种创作形式，遂促成了后来汉印在艺术史中的崇高地位。

因此，篆刻实际上是一门被“制造”出来的艺术，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进行优化，最终成为了今天的面貌。

虽然篆刻界都认为“汉印”是篆刻的源头，但在实际创作中，还是可以看到汉印之后的诸多印章形式对篆刻的影响。今天的工稳一路印风，除却鸟虫篆等出自汉玉印外，实际就是隋唐开始的朱文印章的遗风。

南北朝之后，因为纸张的广泛使用，印章的钤盖对象变化，白文印章已经不适用，为使字迹更清晰，朱文印章开始成为主流。不管是铸造制成也好，用金属丝盘曲也好，为使得印面字迹清晰，线条都是偏细的，这与汉印有了明显区分。同时为了使印面平衡，结字上有了更多盘曲，增加了部分线条排布的密度。

遍观明代开始的诸多篆刻家的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朱文印，就是在同时期的官印上的变化，两者可以找到很多共同点。可以明确地说，朱文篆刻作品就是对当时官印的模仿变化。在篆刻史上，白文朱文是齐头并进，同步发展的，因此并不能单纯的将篆刻源头全部归于汉印，篆刻朱文的源头也绝不是汉印。而囿于各种观念，对于隋唐以来的朱文官印，至少在篆刻史上是被忽略的，但殊不知这也是当今篆刻艺术的重要营养。

【注释】

[1]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www.xing528.com)

[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会出版社，2003．

[4]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会出版社，2003．

[5]徐邦达．略论唐宋书画上所钤的公私印记［J］．印学论丛，1987．

[6]［元］陶宗仪．书史会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明］王祎．王忠文集·卷二十一［M］．吾丘子行传，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孙向群．对宋代文人从事篆刻实践的进一步考察［J］印说，2004．

[9]孙向群．对宋代文人从事篆刻实践的进一步考察［J］印说，江苏：苏州，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