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丘衍：印学领域的野心与贡献

吾丘衍所书“大德九年吾衍观”及所钤“吾衍私印”、“布衣道士”两方白文印

在以印章艺术为核心的讨论中，吾丘衍向来与赵孟頫并称。二者在艺术史、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印学史中，吾丘衍的贡献却要大于赵孟頫。

赵孟頫的历史定格，是在国仇家恨与政治倾轧中挣扎的文人，终其一生来看，有很强的悲剧色彩。而吾丘衍的一生，则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从未居于庙堂，但怀中才学并不输于朝堂诸公。甚至就连他的死亡，都具有传奇色彩。

吾丘衍（1268—1311），本名吾衍，亦作吾邱衍等，字子行，号竹房，又作竹素，别署贞白居士、布衣道士，为太末（今浙江开化）人，少时从父游太学，遂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他生于乱世，长期隐居在杭州生花坊，靠教授私塾度日。史载其博通百家，长于篆隶，诗效李贺。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吾丘衍离世，未见遗骸，死因待考，多以为其投西湖自杀。

吾丘衍的书法和印章传世极少，今天能见到的，仅在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后有篆书“大德九年吾衍观”七字款与“吾衍私印”“布衣道士”两方白文印章。

陶宗仪在《书史会要》^[6]中评述他：“精于篆，专治李阳冰，律以《石鼓》，当代独步。”明代王祎（1322—1374，明代官吏、学者。字子充，号华川，与宋濂并称“浙东二儒”。著有《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重修革象新书》二卷等。）在《吾丘子行传》^[7]中亦评：“子行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在文末，王祎又说：“篆籀之学至宋季其弊极矣，子行始其说，以复于古，而赵文敏公实合之，其学乃大明。”因为王祎的这段话，后世一直有学者认为，是吾丘衍倡导篆书，得到赵孟頫的响应，才形成了元代篆书的复兴局面。

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这只是王祎对吾丘衍的褒扬。面对前贤，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是不吝于赞扬的。就吾丘衍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活动圈子而言，即便能对赵孟頫产生影响，也应该相当有限，更遑论让其成为拥趸。元代篆书的复兴，整体文化风气的“复古”倾向，还当是社会大环境所致。

吾丘衍社会地位不高，但才学确实出众。与他同时代的文人胡长孺，曾记载他著有《尚书要略》《晋文春秋》《楚史梼杌》《说文续释》《道书》《授神契》《卦气间中篇》等书，稍晚一些的宋濂（1310—1381，字景濂，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在《郚衍传》中又添加了《听玄造化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辞谱》《石鼓诅楚文音释》《学古编》《竹素山房诗》等书。但这些著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今天在《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吾丘衍著作唯有《晋文春秋》《楚史梼杌》《周秦刻石音释》《学古编》《闲居录》《竹素山房诗集》六书。(www.xing528.com)

吾丘衍的学说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大，但在印学上，他却是开先河的人物，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在印学上，吾丘衍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为《三十五举》，《三十五举》是吾丘衍《学古编》的上卷，此书作于元大德四年（1300），其时吾丘衍三十三岁，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较早己有很深的创获。

《三十五举》主要观点是求复古、溯汉风、变时俗，强调印章创作中分朱布白和工具材料的选择以及“正体意识”。具体而言，是主张以小篆为基础，利用《说文》，匡正唐宋以来文字与印式之乖谬。全书条列了三十五项有关篆法和治印的要点。前十七举主要谈有关篆书的品类、特点以及书写方法，后十八举则论及印章制度和作印的章法等。《三十五举》总体阐述了印章和与其有关的印章用篆的理论，反映了明显的崇汉观、分朱布白、工具材料和“正体意识”。

民国版《三十五举》书影

《三十五举》是一本比较纯粹的工具书，但囿于时代局限，其中有很多谬误之处，只是在“崇古”的氛围下，直到清代中期，也很少有人指出其中的问题。吾丘衍一直没有进入官场，就身份而言，具有更高的自由度，生活在民间，他对元代的统治，感受要更为深刻。元代的统治，是以强力压制为主，既没有如清代一样施行同化，也没有行过大规模的文字狱，民间依旧保有一定言论自由度。这就使得民间对统治的反抗精神和实际行动一直存在。

吾丘衍作为一个身处民间的汉族知识分子，自然具有反抗精神。他在诸多著述中体现的崇汉观、“正体意识”等，都是这种反抗精神与当时具体文化环境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元代在文艺领域的“复古”主张实际暗合了汉族文人士大夫恢复中华“正统”思想，并以此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吾丘衍在印学领域提出的诸多看法，实际就是他政治愿望在现实中的一种折射。这让其艺术观显得并不那么纯粹。可以说，后世以他和赵孟頫的诸多艺术观为指导进行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种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