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作为权力文化的形态，其仪式过程本身就是矛盾世界的展演、形象化和实现，也即特纳所言之一种“社会剧”。以色列人类学家唐·汉德尔曼指出，“在现代国家里，展演随着官僚制度基础结构的加强而在数量中猛增。展演犹如镜子，反映了国家集体制下社会秩序的巨大幻象。这些幻象掩盖了集权制度塑造、约束和控制社会秩序所具有的巨大力量”[33]。社会结构的深入与复杂化在社会治理层面铺就了宏大的法理社会秩序，法律调和并凝聚着社会各阶层与文化的利益与诉求，是权力文化深层次的展演。这意味着法律不可能仅仅是唯理论建构主义之下的单方面的权力文化展演。法律的秩序建构在于外部秩序（顶层立法）与内部秩序（自生自发规则）的调适之间，是作为有序基础之行动理性的演化过程。[34]盟誓代表的权力符号意旨民间规则，国家司法代表官方权力的符号，而法律便是各分层结构中权力文化符号的“整体呈现”，在沟通理性与互动协作的逻辑中最终实现文化的深层次的仪式展演。新中国以降，我国法律制度（包括法治体系）的仪式展演跨越了规则演化的一般规律，并通过法律移植重新架构起社会权力阶序的支点，失缺了民间法规则为权力符号的内在支持。法律虽是在“虚拟的世界”中展演文化权力，但仪式行为者没有进入角色，造成仪式行为者的情感与心态也是虚假的。或者说，权力符号的表达者与接受者因为信息不对称，权力文化的“仪式展演”不得不沦为“戏剧表演”。
Law and Ritual—The New Explanation of The Study of Tibetan O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Anthropology
Duojie’Angxiu Hu Yong Meng Dewang
Abstract：The Study of Tibetan Oath is a masterpiece which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ibetan oath.It involves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knowledge.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a new explanation to the o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anthropology.Considering it as a form of law in ancient Tibet,oath is mainly a kind of ritual.It’s the super normal behavior which has its own social function.Besides,it is composed of symbols and evolved into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power.The oath tells us that the rule of law today need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ritual.
Key Words：The Study of Tibetan Oath；law；ritual
【注释】
[1]本文根据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第11期法律人类学读书会内容整理而成。
[2]多杰昂秀，藏族，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报告人）。
[3]胡勇，汉族，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评议人）。
[4]孟德望，汉族，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评议人）。
[5]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6]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7][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黄剑波、方静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9页。
[8][唐]《旧唐书》卷196《吐蕃传》。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9]何峰：《〈格萨尔〉与藏族部落》，青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10]《降伏妖魔之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11]埃文斯·普里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9页。
[12]〔唐〕《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3页。
[13]邓敏文：《神判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14]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15]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研究》（上），载《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6][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7]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唐〕《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19][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建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20]维克多·特纳：《一个非洲社会中的分裂与待续》，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陈霞：《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象征分析述评》，载《宗教学研究》1993年第Z1期。
[21]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p.t.1071号）。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牛绿花教授认为，英吉利之中世法（Wager of Law）中的誓审法中，也有票传邻里（普通12名）同时出庭的规定。这与藏族《狩猎伤人赔偿律》规定的12人起誓构成一种巧合还是别有意义？笔者认为，藏族古代法规定12人担保是有讲究的。数字“12”象征“完全”之意，犹太—基督文化中“12”也代表一个完整的符号。由12个人在起誓判中担保，表明该种定制无懈可击。这可能与历史上藏族文化受到中亚甚至西亚文化的影响有关。
[22]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23]《西藏古代法典选编》，周润年译，喜饶尼玛、索朗班觉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24]杨士宏：《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转引自牛绿花：《藏族盟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2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页。
[26][英]A.R.拉德克里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7][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28][英]布林·莫利斯：《宗教人类学》，周国黎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29]彭文斌、郭建勋：《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载《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
[30]埃文斯·普里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9页。
[3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了依法治国的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报中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可以肯定的是，建构法律在精神层面上的神圣性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重要内容。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建构法律的宗教神圣性，将法律与宗教勾连的判断不适宜于中国。参见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页。
[33]O.Handelman，Models and Mirrors：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public Events.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Oxford：Berghahn Books.1998.转引自王静：《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3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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