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誓权力文化展演

至元明清时期，由萨迦、帕摩主巴、藏巴汗政权制定的《十五法典》（元朝）、《十六法典》（明朝）与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制定的《十三法典》（清初）是盟誓法制化的鼎盛阶段，也是仪式逐步向文化展演变迁的高级阶段。文化展演与权力相纠结，是随着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官僚制度的世俗领域的出现而得以出现的。凯萨琳·贝尔认为，仪式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式化”过程，应关注仪式与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相结合的过程以及建构社会秩序的层面。当仪式指涉社会权力结构的矛盾特性时，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文化展演，体现特定的社会阶层及其权力结构，并充当建构权力阶序的手段。盟誓在历史上，时而作为国家法被吸收进成文法典，时而作为国家法的补充形式，时而通过盟誓来推行国家政策。

《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规定：凡懂得或知晓自利和他利者、明见事理者、正直诚实者，能遵循因果规律者、胸怀开阔即可视仇敌为友者，若符合上述条件者即可立誓；若找不到上述条件者，即须用煮油抓石和煮泥抓石等方法来分辨是非……^[23]这说明，起誓的文化展演在国家组织制定的政治秩序所允许的框架内才能得以有效进行，是连接法律权威（权力）于制定者与遵循者之间的桥梁。又如《十五法典》中规定赌咒的方法：当事人双方各请亲属证人1名，旁证1名……请熟悉赌咒仪式者3～4人……誓衣上要标明发誓者的名字，发誓者脱光衣服，头顶铜锅，项上拴条黑绳……手拿写有日期、神名的字条念一遍后发誓……^[24]这些规定进一步实现了起誓的场景化，并使其逐渐嬗变为一种权力符号资源，以建构性的力量重塑社会的规范与秩序。新中国成立以后，盟誓蜕变为民间权力符号，在藏区定制村规民约、解决社会纠纷方面发挥积极一面的作用，但也带来与国家司法权力的角力。纵观盟誓的历史变迁，可以说盟誓的仪式过程本身就是矛盾世界的展演、形象化和实现。盟誓的权力文化展演虽类似于戏剧表演，然而其参与者的心理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体会是真实的，后者的体会是虚假的。(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