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讲圣谕现象衰落的原因

“讲圣谕”现象的衰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社会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当然，在讲谕实践中存在着的种种弊病也是造成圣谕成为具文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纵观清朝末期圣谕宣讲日趋废弛的原因，约有如下数端。

1.清末社会环境分析

（1）清朝末年的政治腐朽，吏治败坏直接导致了圣谕宣讲制度的衰落。一方面，面对皇帝不厌其烦地强调“实力奉行”宣讲圣谕的重要性，地方官仍然敷衍塞责，我行我素；另一方面，清中叶以后官吏横征赋役，滥施刑罚，“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39]，最终造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面。所谓“民之困愈深，虽日事宣讲，百姓方恶其政”。^[40]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官民都无心去整日学习那些“既无实用需要，亦非真心要读”的脱离了生活的谕文。

（2）统治者对民众思想控制的日趋严密和“文字狱”的滥行也削减了地方官的宣讲积极性。在“圣谕十六条”颁行直至雍正《圣谕广训》问世之间的五十余年内，曾出现过一大批单独诠释圣谕的专著。而自从雍正《圣谕广训》颁行以来，诠释性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对《圣谕广训》的阐发，而少见对圣谕的单独诠释。^[41]尤其是在雍正、乾隆两代，文网甚严，好弄文墨者往往动辄得咎，稍不留意便身陷囹圄，有时还可能性命不保。这都使地方官吏在宣传“万岁爷的意思”时如履薄冰，唯有祭起《圣谕广训》来勉强敷衍以求万全。

2.圣谕宣讲制度分析

（1）推行方法存在不当之处，忽视了宣讲对象的特殊性。圣谕的传播方式除了最常见的官府宣讲以外，科举考试也是巩固和加强圣谕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童生考取生员时，岁试要默写《圣谕广训》。科试时，要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不许误写添改。遂为永制。^[42]嘉庆十九年（1814年）上谕中也提到，岁科两试，“均一体敬谨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其不能默写者，按其文艺递降等第及斥置不录”。^[43]圣谕的宣讲固然是为了教化民众，可是更多时候是讲给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听的。连雍正皇帝自己也承认“所为‘广训’者即训蒙之谓”。^[44]强令读书人熟读谨记的结果，只能换来“具文公开之作弊”一类的敷衍。“从此可知专治者，挟其雷霆万钧之力，强迫人民习一种不愿习之事，其结果必至于此，无足怪也。”^[45](www.xing528.com)

（2）宣讲过于频繁，造成了民众的反感。在圣谕颁行之初，便有地方官员提出宣讲的次数不宜过多，“数则反渎而易干怠矣”。^[46]而统治者似乎不以为然。自雍正七年（1729年）形成朔望讲读的强制性制度，宣讲圣谕便成为地方官的日常活动。而皇帝则不时敦促，要求地方官吏勤加讲习，恪守职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还曾经指示：“……嗣后宣讲圣谕必须实力奉行，除每月朔望两次宣讲外，或于听讼之余以及公出之便，随事随时加以提命……”^[47]这就要求除了每月两次的宣讲，还要时时处处耳提面命，口耳传述。长此以往，无论听者和讲者都不胜其烦，所谓“过犹不及”大抵如此。

（3）宣讲仪式过于程式化。圣谕宣讲有固定的仪式，虽然仪式只是宣讲制度的附属品，但程式烦琐到几乎要成为圣谕讲习的负累。如雍正《河南通志》卷十“礼乐”中就曾有对讲谕仪式的记载：

每月朔望，预择宽洁公所设香案，届期文武官俱至，衣蟒衣，礼生唱：“序班。”行三跪九叩头礼，兴，退班，齐至讲所，军民人等环列肃听，礼生唱：“恭请开讲。”司讲生诣香案前跪，恭捧上谕登台，木铎老人跪，宣读毕，礼生唱：“请宣讲上谕第一条。”司讲生按次讲“敦孝弟以重人伦”一条毕，退。^[48]

可以想见，民众对于圣谕宣讲制度的倦怠，这烦冗的宣讲程式是不无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