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治民思想的思想基础与社会背景

“治民”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清朝以前自不待言，直至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民国后，我们仍然看不到“还政于民”的迹象，足见“治民”思想之根深蒂固。“治民”的思想，在儒、法两家的著述中早有论及，并且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儒家肯定人有德行和才智上的差别，因而有“尧舜之德”的一两个在位者便承担了教化人民的职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0]，便是此理。直至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论”，将圣人治民的合理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上品之性无需教化，下品之性教之难改，对于中民之性则需要依靠统治者的教化使之向善。人民因被认为德才有限，而理所应当地被置于“德才兼具者”的治理之下。在法家的论著中，我们也能看到统治者治理民众的思想。所谓“民愚则易治也”^[31]，“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32]，人民始终被当作是被动接受恩施或是统治的客体，处于一种消极的地位。

圣谕宣讲制度也不例外。单从宣讲的目的来看，已经能窥见“治民”思想的痕迹：

雍正七年（1729年）奏准：“直省各州县……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www.xing528.com)

不难看出，宣讲的目的是使人民“共知”《广训》的思想内容，从而导引人民“向善”。而“乡曲愚民”则是历来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真实态度。

除却上述思想基础以外，圣谕宣讲中的“治民”思想还有其存在的社会背景。宋时的教化主要以乡约形式来实现，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的治理模式。教化的主体为家庭和学校，体现为一种社会功能。而圣谕颁行时值帝制中国末期，虽然清代的初期和中期堪称盛世，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极端强化仍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皇权的极端膨胀，使得中央集权不断上移，教化的责任自然而然也随之上移，于是皇帝便成为了“肩负教化责任的最高领袖”，^[33]亲理教化职能，负责治理民众。而此时对民众在思想上的控制便也无可争议地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