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讲谕中的重要作用

“讲圣谕”这一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儒家的德治思想。儒家历来重视教化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认为，统治者应通过道德和礼义教化来实现国家大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8]，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9]孟子则希望通过“教以人伦”，使人们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0]荀子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发展，他重视教化而不囿于教化，所以他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11]既反对“不教而诛”，又指出了“教而不诛”的危害。自此，先教后罚的思想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形成了“礼禁于将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的思想。^[12]

“讲圣谕”这一现象，便是儒家教化思想的产物。康熙皇帝在颁布“圣谕十六条”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指示：

[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癸巳，谕礼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实，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懋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事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陵成习，奢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陵轹孤寡，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良善，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迭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以下列十六条条文），以上逐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13]

通读这段谕文，我们很容易就能注意到文中不乏“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字样，提醒我们即便在君主专制登峰造极的清王朝，儒家的教化思想仍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教化与刑罚的本末关系。在这种教化为先的思想统治下，“学圣谕”“讲圣谕”的现象大行其道实在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圣谕广训》共16条，在其中也随处可见儒家思想的痕迹。为了讨论的方便，在这里引用王有英博士在《清前期社会教化研究》一文中对“圣谕十六条”在内容上的分类，并对每一部分进行逐一讨论。这篇文章中将“圣谕十六条”分为四类：一是把（1）、（2）、（3）、（11）归纳为“注重家庭孝悌、宗族和睦观念”；二是认为（4）、（5）、（10）是“提倡重农务本、勤俭节约作风”；三是认为（6）、（7）、（8）、（9）是“形成崇正黜异、讲法明礼风气”；四是将（12）至（16）条归为“承担息诬戒逃、交纳钱粮义务”。^[14]

孝悌素来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15]。《圣谕广训》开宗明义，将孝悌列于十六条之首，足以说明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个人孝悌固然事关人伦关系与家庭和睦，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教俱以伦常为本，所以政治与家族的关系密切无比”^[16]，社会之治乱，皆系于家庭这个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孝悌实际上攸关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宗族是家庭的扩大，在一姓之中，同样要做到长幼有序、尊卑有分。尽管“圣谕十六条”对百姓应该忠于皇帝一类话语只字未提，但是可以想见，这绝不是因为“忠”“义”的重要性不及“孝”“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7]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原因。(www.xing528.com)

重视民众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孟子承袭了孔子对民众的仁爱思想，强调要使人民在生活上富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8]便是孟子为民众生活设计的方案。正因为“养民”与“教化”并举，才能够管理好百姓，所以“养民”也是“圣谕十六条”强调的内容之一，所谓“重农桑以足衣食”。对于“农桑”的重要性，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曾有过论述：“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因此，唯有重视农桑，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才能够“享庶富之盛而致教化之兴”。在重农的基础上，人们还须各务本业。所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19]，士、农、工、商须各司其职，不应见异思迁。

自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便经由历代统治者的强化而不断建立与稳固。其间虽时有释、道等学说杂陈，但仍然不能影响到儒家学说的绝对优势地位。所谓“黜异端以崇正学”，“异端”二字，有宽有窄。^[20]但总而言之，通过“隆学校”，“端士习”，固定了儒宗正宗，唯有“四书”、“五经”、圣贤道理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息诬告”一条与“和乡党以息争讼”相仿。所不同的是，前者意在禁止诬告以全良善之人，后者的目的则在于维系百姓乡邻和睦。儒家向来是提倡平息争讼的。如孔子就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1]即希望通过道德教化，达到“以德去刑”的目的。“圣谕十六条”中所引二则，尽管看上去目的不尽相同，但最终都可归结于儒家的息讼思想。

以上通过对圣谕宣讲制度的宏观层面与“圣谕十六条”字面微观含义的把握阐释了儒家思想在圣谕宣讲中的运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在圣谕宣讲制度和《圣谕广训》的形成中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圣谕把儒家的礼教规范和道德观念通俗化、大众化，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教化的纲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