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富宴”[4]（potlatch）的词义在英文中是“冬季赠礼节”，是在冬季里分配或交换礼物的节日。它有“散尽”（give-away）的意思。也有人根据其含义译成“散财宴”[5]。“冬节·夸富宴”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盛行，尤其是在北欧、北美包括加拿大西北海岸以及美国华盛顿州印第安土著中广为流行。英国古代史诗Beowulf（《贝奥武甫》）中也对“冬节·夸富宴”进行了描述。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称之为“竞技式的总体呈献”[6]。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7]、露丝·本尼迪克特[8]、马文·哈里斯[9]等人对此都曾进行过详细研究和论述。作为原始社会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制度，“夸富宴”因嵌于人类生活、各种制度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各个方面，因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征。
在这类宴席上，主人请来四方宾客，故意在客人面前大量毁坏个人财产并且慷慨地馈赠礼物，其形式可以是大规模地烹羊宰牛，也可以是大把地撒金撒银，目的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让那些受邀而来的宾客蒙羞，从而证明主人雄厚的财富和高贵的地位。这对于部落里的贵族来说，不仅仅象征着权力和奢侈，也是用来确定部落内部等级秩序的一项义务。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发现，“人口下降和财富外流导致竞争性、破坏性的散财宴出现。……就散财宴的给予者来说，他希望超过所有人。被毯、鱼油箱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都故意投入大火，付之一炬，或者抛进大海。《文化模式》一书中记载，有一次，当许多鱼油投入大火时，全部房屋皆被烧毁。馈赠者认为这种方式结束的散财宴是巨大的胜利”[10]。在夸富宴仪式上，主人除了当众展现他的财富或者毁坏他的财富外，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和赠与，作为参加者新地位产生的见证。在夸富宴中，财产的积累和消费观念，不是按照物质商品的供需关系，而是一个几乎无限制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物质商品本身的生产和消费的满足，而是非物质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对于“夸富宴”这种文化现象，露丝·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着眼，把这种“千金散尽”的夸富宴行为看作是一种“夸大妄想狂”人格的结果[11]。法人类学家霍贝尔则认为“放弃食物和资源，并不意味着放弃他们所有的财产，而这将在爱斯基摩人中赢得尊敬和领导地位”[12]。“甚至单纯的毁弃财富也不意味着通常人所认为的完全的超脱。出手大方的举动亦未免有自私自利（egotisme）的企图。这种消费的方式纯粹是奢侈的，往往极尽夸张，甚至就是单纯的破坏。特别是在夸富宴上，长期积攒起来的大量财物一下子就被送出甚至是毁掉了，所以这种制度看上去就像是一种单纯的挥霍、一种幼稚的浪费。的确，事实上，他们不仅耗尽有用的东西，靡费丰盛的食物，而且还出于一时之欢而大肆破坏，例如钦西安、特林基特与海达人的首领就把那些铜器、那些货币投入水中，而夸扣特尔部落及其同盟部落的首领则把它们打坏。然而，这种狂暴的赠礼与消费，这种对财富的发疯般的丢弃与毁坏，其动机却丝毫不是无私的，在那些有夸富宴的社会中尤其如此。正是通过这种赠礼，首领与属臣、属臣与部民之间的等级才得以确立。给予，这是在表示他高人一等、胜人一筹，表示他是主上（magister）；接受，如果不回报或者不多加回报，那就是表示臣服，表示成为被保护人和仆从，成为弱小者，表示选择了卑下（minister）。”[13]综上所述，上述学者主要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对夸富宴在社会关系的组合（重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建立以及社会分配等方面的功能进行了揭示和诠释。(www.xing528.com)
但对于本文的研究论域来讲，最不可忽视的是夸富宴的重要的法经济学功能。一些人类学家更加注重从再分配交换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夸富宴仪式，他们认为，夸富宴是把一个地区过剩的物品重新分配给了需要这些物品的其他村社的人。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在一个缺乏统治阶级的社会中，“夸富宴”的制度确保了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持续。他指出：“虽然竞争性的宴席浪费很多，但人们狼吞虎咽的远未超出生产中的净收入。此外，来访者饭足菜饱后，往往剩余不少食物。他们全部带回去。宾客自遥远村社而至事实上带来了新的重要的生态学和经济利益。可以说群体之间的欢宴提高了整个地区的生产能力，不像每一村社宴会仅仅局限于本地区的生产者那样。其次，村社之间相互竞争的再分配可以克服因局部性自然减产带来的不良影响。某一河流的鱼量减产不会危及所有的村社的生存，因为别的河流往往会大丰收。在这样的环境下，歉收的村民渴望出席散财宴，期待着像往年别人那样带回可供维持生存的食物。也许，村社之间的这种宴会即为一种互助补救形式，以这种互助形式在宴会上取得的声望充当了符契（tally）。当宴会的客人成为主人时，符契即被赎回。倘若一个村社年复一年不能给散财宴奉献物品，它那神圣的威望随即消失。一旦歉收并失去威望的村社无力承担散财宴时，心灰意冷的村民抛离他们的再分配者——酋长，迁入生产能力较强的村社。所以，炫耀、馈赠、展示财富使得新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添入。这有助于说明，太平洋西北岸的民族为什么花费如此众多的劳动于世界闻名的图腾柱生产。这些图腾柱上刻有代表某个再分配者——酋长的纹饰，表明散财宴的杰出成就。图腾柱越大，其宴会上的权力就越大，并有更多的穷困村民受诱投入门下，迁入该村，成为该酋长管辖下的村民。”[14]“一个酋长可以有两种手段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胜利。其一是以赠对手一笔按规定利息他还不起的财产来羞辱他。另一种是销毁财产。在这两种情形中，付出的财产都要求偿还，尽管在第一种情况下，赠者的财产是增加了，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自己毁掉了那些东西。在我们来看，这两种方法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而对克瓦基特人来说，它们不过是征服敌手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人生最高的荣誉就是彻底毁灭的行为。”[15]也即在法经济学视野中，“夸富宴”习俗一方面可以实现通过竞富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使得可以归附的部属增多，可以支配的财富增长；另一个方面可以实现风险分担，应对各种保险能力的增强。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在那些最简单的社会中，例如爱斯基摩人的社会中，交换的主要物品是保险，而富人拒绝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剩余也就是拒绝从事这种交换。他实际上对该社会其他人几乎没有用，或确实没有用，因此杀了他，也就不像在发达社会可能出现的那样，会给其他人增加费用。”[16]“一笔无息借贷与一件礼物很相似，特别是（因为这很常见）如果该社会对违约没有规定救济的话。然而，初民社会承认这种返还借贷的义务，并以各种方式来强制实施。类似的情况是，在初民社会中，礼赠明确是互惠的：一个人有一种强烈道德义务，要以价值大致相等的礼物来回报一项礼赠。在这种情况下，‘礼赠’这个术语可谓用词不当。礼赠、无息借贷（有时还是非自愿的）、宴会、慷慨乐施以及其他初民社会的‘再分配’机制都不是利他主义的结果；至少，要想解释这些机制，都不必须有利他主义的假定。这些机制都是保险的支付。互惠原则则要求一个人在其可能时回报一项借贷或一件礼物，或者在其可能时宴请礼赠者，这一原则可以提供某种保护，防止搭便车或防止败德问题，否则的话，在初民社会这样一个范围如此广泛又如此非正式的保险体系中就会出现这些问题。”[17]经过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初民社会越是不发达，并因此它的经济越是接近我的模型所列举的那些条件，那么它就越有可能通过礼物交换、无息借贷和食物分享来分配物品，而且它也就越少可能依赖市场交换。普赖尔也发现互惠交易在狩猎、捕鱼和农业社会中要比在采集和游牧社会中更为重要，这与我的模型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他评论说，在头三种社会中，食物供应更不确定，这就证明了对互惠交易原则的需求。保险趋向于事后把财富再分配平等化，并且有证据表明，这是初民社会保险配置的一个结果。但是财富平等并不仅仅是保险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它也是保持一个前政府的政治均衡的一个前提条件。”[18]由此可见，“夸富宴”是初民社会政府羸弱、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社会中衍生的一种表现社会关系、替代互惠保险的习俗和机制，以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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