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帝所代表的天庭法令高高在上，却难免不食人间烟火，与世俗人情有不少冲突。按《西游记》所叙，玉帝的亲妹妹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下二郎神，被他处以重罚，将妹妹压制于桃山底下。这里玉帝是一个典型的棒打鸳鸯的形象。在牛郎织女、宝莲灯等民间传说中，玉帝都是这种捍卫父权宗法制、打压儿女自由感情的卫道士象征。玉帝治下的天宫更是一个禁止情欲的冰冷世界。除了玉帝夫妇及李天王一家，《西游记》的天宫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合法的婚姻。月宫大概是天庭女性的生活空间，一位老太阴带领嫦娥、素女等孤栖于清冷的广寒宫中，其他人严禁踏足。天蓬元帅醉酒撞入月宫，展现情欲，最终被严惩，打了两千锤，错投胎变成了猪八戒。二十八宿的神将之一奎木狼欲与披香殿玉女一见钟情，但在天庭注定只是无果的情愫，只能私奔下界成为黄袍怪，最终还是被抓回天庭，惩罚是“贬他去兜率宫给太上老君烧火，带俸差操，有功复职，无功重加其罪”[33]。这种冰冷的天庭禁令与真实的人性需求之间爆发严重冲突。而这正是明代天理人欲之争的时代思潮的体现。蔡铁鹰指出：“秩序谨严而毫无生气的天宫，表面至尊而毫无决断的玉帝，正应脱胎于吴承恩看到的现实朝廷。”[34]
清代张书绅认为《西游记》是一部遏抑人欲的理学书，当名《遏欲传》，这是理学家的迂腐之言，但也看到了《西游记》治理秩序中对人欲害怕和妖魔化的一面。明代统治阶级极力推崇程朱理学，鼓吹禁欲主义，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女性情欲至为禁锢，礼教登峰造极。二十四史中，明史中的节烈妇女数量最多，情形惨烈，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男婚女嫁是自然的两性之情，背离人性民俗的这种天庭禁令只能以失败告终。《西游记》中那些神妖纷纷思凡下界就是对此恶法的回答。这也是立法上的教训，法学家富勒曾专门讨论法律内在道德的八个要素之一就是“法律不应该要求不能或无力做到之事”。
明朝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正常的人欲不会因为天理的宣扬沉寂，反而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兴起，思想空前活跃，人性解放的思潮渐浓。在《西游记》时期的前后，王学左派呼唤自然人性，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理，汤显祖高举性情大旗。特别是李贽以“异端”而自居，认为“人欲即天理”，人的世俗日常生活和感性欲求本身就是合理，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35](www.xing528.com)
吴承恩本人与王学左派有不少交往，承袭了这股思想解放浪潮，并助澜扬波，对传统的治理格局也进行了不少挑战。按照传统礼教，女性的婚恋自主权被彻底剥夺，而在《西游记》中，痴爱唐僧的女妖们几乎都展现了独立的人格特征，在择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自主婚姻意识，自媒自证，敢于追求。从民间社会看来，以玉帝为代表的国家治理秩序是失衡的，《西游记》更是对此进行了种种揶揄与讽刺。孙悟空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形象。猪八戒因追求欲望，调戏嫦娥，被贬下界，但下界后却破罐子破摔，吃人度日，在他看来原因正在于玉帝法度失衡，责罚过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地吃他家娘！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36]
天庭中私自下凡的妖怪如黄袍怪、青牛精，因与天庭有千丝万缕都处分很轻，而白骨精等草根出身的妖怪大多被打死，这也是天庭执法不公的体现，时至今日这也是“选择性执法”的经典说法。凤仙郡因供奉时不符礼数，但千家万户无端牵连受罚，甚至因此丧命，玉帝成为滥罚无度、草菅人命的暴君。以孙悟空之神通居然只做不入流的弼马温，明显大材小用、用人失察。吴承恩才华横溢，却多年科考无成，后来才得以岁贡生出任低微县丞，其个人经历可能投射到小说中。“玉帝轻贤，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37]这也是古代社会用人制度弊端的反映。玉帝只关心金丹御酒，太上老君专职炼丹，似乎映射了明朝皇帝宠信道士、道士以炼丹获得高官的现象。玉帝之外，西游路上遇到的国王更完全是昏庸误国，如比丘国国王听信恶道国丈的蛊惑，要取1111个小儿的心肝治病，讽刺的正是明代皇帝追求长生不老的种种荒唐之举，渗透了作者对明代朝政的批判。从宏观上看，吴承恩秉承民间立场对国家法度是一种双重态度，有论者指出，“吴承恩对明代法律制度是持批判分析态度的。对于明律中反映社会公意、适应经济基础的成分，他给以充分肯定；对于明律中的不合理成分和现实生活中的司法腐败现象，他采取冷嘲热讽的方式加以否定；褒贬之中为我们留下了反映明代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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