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残暴苛责，在《西游记》中，玉帝也有另一面。他凡事只会说一声“依卿所奏”，多听仙班奏本，甚少自己作主张，颇有些道家“无为而治”的风度。如当孙行者打到龙宫，大闹冥府，欲派遣神将下界擒拿，太白金星提议招安，玉帝即说：“依卿所奏。”[17]但招安政策失败，孙行者逃出天宫，自称“齐天大圣”之时，玉帝又欲下界收伏，太白金星提议再降招安封其做名义上的“齐天大圣”，玉帝竟然还说，“依卿所奏”[18]。这一情节影射了明代皇帝荒废朝政的历史，但也折射了明代官僚制成熟的事实。
在历史上，明代不少皇帝以“懒政”著名，不上朝堂者比比皆是。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正值嘉靖和万历初期。皇帝与朝臣因“议礼之争”爆发激烈冲突。嘉靖迁怒于朝臣，讨厌礼制，干脆二十多年不上朝堂。之后隆庆在位六年，金口难开，竟然只召见过两次阁臣朝会。隆庆之后是万历，万历早期曾励精图治，但受到文官系统和传统礼制的束缚，也心灰意冷，于是消极怠工。黄仁宇认为，万历帝由此怠政33年，可能是他对抗无效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方式。[19]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书更是把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总结为“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让人深思的问题是，万历这么多年不上朝，但朝政也并没彻底荒废，国家也没崩溃，相关制度还是大体在运转，其原因正在于明代的官僚制已经基本成熟，没有皇帝的亲自操持，政务仍然可以运作。黄仁宇先生指出，“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皇帝已经不再出席”。“皇帝放弃职责斌没有使政府陷入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20]蔡铁鹰先生指出：“吴承恩无意中艺术化地、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刻的制度危机。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最成熟走向没落的转折期，标志之一就是它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极为完善，完善到不要皇帝官僚机器照常运转的程度。嘉靖、万历两朝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而朝政并不紊乱就是明证。”[21]
《西游记》中乌鸡国的故事也无意中体现了官僚制的特点。乌鸡国国王被毛狮子下界变的全真道人所害，狮子变成他的模样，霸占了他的宝座和王后，这国家也运转正常，并无大异。唐僧惊讶问老国王：“陛下，你说的这话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宫皇后，遇三朝见驾殿上，怎么就不寻你？”那国王答道：“自从害了朕，他当时在花园内摇身一变，就变作朕的模样，更无差别。”[22]。后来孙悟空等上朝朝见，国王虽然是假，但“那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一个个威严端肃，像貌轩昂”。一样的威仪赫赫。狮子的主人文殊菩萨更是公然为其辩护：“自他到后，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何害人之有？”[23]这恰好反映了官僚制成熟之后，无论国王如何变动，甚至是假冒的，其他制度如同一台机器，却还能继续运转如常。(www.xing528.com)
这些情节也还反映了明代朝政运作的一些具体情况。人们多认为明清是专制制度的最高潮，从宏观上说，这一判断并不为过。但具体到细节，明代诸多制度运作其实也包含了一些接近民主、注重制衡的机制。明代中期以后政策制定、大政的处理形式已发生了变化，以“钦承宸断”为特点的上朝机制逐渐为“廷议—票拟（内阁）—批红（皇帝或司礼监）—封驳（六科）—执行（六部）”的形式所取代，这种变革多少带有一些民主色彩。[24]
明代内阁议政、皇帝决策、六部执行的体制逐渐完善。内阁从“从容陈论”比较虚范的议政形式，到“票批批答”比较实在的议政行为，议政被纳入决策程序之中，尽管内阁票拟需经皇帝批红才能成为决策，但同样没有内阁的票拟，中旨传出，也被视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驳。这就形成了对皇帝“乾纲独断”的一种制约。其次，以六部为主干的执行机构也可以在票拟、批红前对重大政事发表意见。按照明制，凡朝廷大政事，必令廷臣会议，然后请旨定夺。参预廷议官员一般为九卿（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史）和科道官。又事涉有关机构，有关机构长官亦参与廷议。廷议有利于集思广益，使皇帝及内阁的决策减少失误，对防止内阁的专擅欺蔽，皇帝独断专行，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在明中期以后，廷议有更大变革，皇帝和内阁不例参加廷议，以便官员更充分发表意见，不受决策者的影响；而且低层官员（如科道官）也可参与，以更能反映底层的声音。[25]《明史职官志》有载：“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六科皆预焉。”万历时吏部尚书陆光祖也说：“夫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实所以广忠集众，而杜偏听之奸，决阿私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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