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中,我们已经通过较为详尽的解说阐明了“建构性诠释”的概念。按照德沃金的建议,此种理解模式不仅适用于艺术对象,还同样适用于诠释诸如“礼貌”那样的社会习俗实践。当然,不难预见,这种针对社会习俗的诠释性解读必然会遭遇反对声音。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会认为“习俗本身是什么”和“习俗将如何演变”是两个语义学问题。这种观点正是在本文开篇之初所提及的“语义学之刺”。所以,接下来的讨论将主要与这种反对意见相关,我们将通过回顾德沃金的论证,说明它们的主要观点,并解释它为何不能对“建构性诠释”形成威胁。
在前文中,我们已初步说明了为何“建构性诠释”的诠释者必须是一位特定实践的参与者;我们还抛弃了那种陈旧的观点,并对那个“站在局内的局外人”也提出了质疑。现在,让我们来将“手术”继续下去。假定以语义学的观点来审视前文的礼貌问题,那么探究的目标就会发生改变:礼貌的研究者将会试图去发现“礼貌”一词在特定社会中的共同使用规则,而不是像前文诉述阐发自己的对礼貌的看法。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此种转变是否更为高明?我们将先从任务本身谈起。德沃金设想了一个研究礼貌的哲学家,他被要求去探寻特定社会中人们使用“礼貌”一词的共同规则,而不是就他个人的观点发表任何“主观”看法。他将陷入困境:由于社会实践的复杂性,“礼貌”一词并不像“车辆”那样能够通过简单指认来得出他所想要的答案。他也许可以说,对长者使用尊称是“礼貌的”,但他同样会陷入模棱两可的境地——比如,亲自登门致谢肯定是礼貌的,留张便条可能就不那么礼貌了,但此种做法又比没有表示要强。另外,他也对“不能发表主观看法”表示困惑,因为他必须判定在这个社会中哪种情况属于礼貌,哪种情况则不是,而这种判定必然涉及他本人对“礼貌”的理解。德沃金指出,他就像“站在北极上,被人告知往哪儿走都成,就是不能往南走”[29]。
那如果任务变成了“发现潜藏于‘礼貌’一词用法中的同一性”呢?因为“礼貌”确实是一种社会成员的共同实践,而实践本身又因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一定有什么本质或者同一的东西潜藏在其中”,发布任务的人对哲学家说,“你的任务就是去找出礼貌一词在历史变迁中不变的那个部分,而这个不变的部分肯定就是我们想要的客观描述”[30]。德沃金援引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命题,用以说明这个任务也误解了实践和语词意义的关系。“礼貌”一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意义并非由什么“本质的语义”决定,而是由人们使用这个词的实践范例所决定:在一段时期里,向女士鞠躬致敬被认为是礼貌的表现,而在现在看来,这么做看上就很是古怪。这个词的意义就好像“某种由许多细线所搓成的绳索那样”,“没有哪根能从头到尾、从左到右无所不在”。[31]加上之前讨论的诠释性情境,我们不难发现在实践与寓意的相互作用中,礼貌的意义既在延续,又在改变,而这个时候我们要截取绳子的一段,声称其中有延续性存在,那么延续性“为什么会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需要我们作为参与者去加入那个社会的礼貌实践,还必须了解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礼貌实践及其转变,而不是以作壁上观的立场试图去发现潜藏于其中“本质之物”。所以不论语义学对语词本质的分析与探讨是如何的细致和客观,它所能找到的仅仅是“本质的假象”,它会陷入自己给自己划定的阴影地带,因为它提出了错误的问题。(www.xing528.com)
德沃金认为,如果我们以“建构性诠释”的概念来理解“语词”意义及其发生的改变,那么“语义学之刺”所面临的困境就将得到消解。在他的论述中,他区分了“概念”(concepts)和“概念延伸”(conceptions)[32]:在上文的例证中,“尊敬”代表着“礼貌”一词的“概念”,而“尊敬具体要求人们如何行事”则代表着“礼貌”的“概念延伸”。如此一来,我们或许就能用更全面、更深刻的方式描述有关礼貌的争议和共识: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基于“礼貌代表着尊敬”都持有相似的认同观点,而同时又对“尊敬要求我们如何行事”各持己见。根据对“建构性诠释”的理解,此时人们并不是在争论语义的问题,而是在争论如何行事的问题。这和那种“有多少根头发的男人才叫秃子”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在那种语义学悖论中,人们无法通过定义“秃子”有效地说服对方[33];而在尊敬要求人们如何行事的问题上,你完全可以提出比我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见解——而即使对于“尊敬”如此抽象的词汇,我们的争论也必须建立在“前诠释”的共识基础上。此处不妨再次引用维特根斯坦的妙喻:我们的日常语言所形成的共识就像历史悠久的老城,而根据共同生活形式对这些语言进行的延展就是这座老城扩建的“郊区”。在语言的老城区中,人们可以在抽象层面上找到语词意义的一致性,而概念的延伸又说明了各式各样的见解是怎样扩展我们原有的理解,而此种扩展本身又必须加以辨别和处理,从而能在争论和辩驳中与老城区融为一体,最终成为新的争论与辩驳赖以产生的基石。[34]在这个意义上,语义学理论错了,它错在希望按照自己的设想把城市描述得“整齐划一”,从而误解了日常语言的性质。这也意味着,“意义延伸”而不是“模棱两可”,相反,是争论和诠释的实践使语词的意义得以沉淀,而并非有一个不设条件的、非历史的“理想城市”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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