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诠释性态度的多样性

1.“诠释性态度”

德沃金在对“诠释性概念”的论述中，提供了一个贯穿其理论始终的“礼貌例证”。对这个例证的理解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例证初步了解“诠释性概念”的前前后后，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有效的类比，将“建构性诠释”应用到我们所关心的社会习俗领域。对这个例证的探究将从“诠释性态度”（interpretive attitude）开始。

德沃金设想了在一个假想的社会中，存在着一套“礼仪规则”。这套礼仪规则及其相关的范例（paradigms）告诉人们应当在何种特定情况下做出特定行为。例如，应当对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行脱帽之礼。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都承认这些礼貌规范事实存在于他们所身处的社会中，反过来讲，如果有人不承认这点，那么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成员们将会对事实存在的“礼仪规则”持有一种“诠释性态度”。此种态度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他们将会认为“礼仪规则”有它的“寓意”（points），它们的存在是为特定的价值和原则服务，换言之，不应当拘泥于文字或者形式来看待这些礼仪要求；其次，这些“礼仪规则”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它们极有可能受到“寓意”的影响，在实践中产生不同的“理解”、“应用”、“引申”、“修正”、“限制”和“规定”。也就是说，在那个社会中，如果有人认为“向女士脱帽致敬”不单单是一种存在的社会习俗，而且更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尊敬（respect），那么便可以说他采取了“诠释性态度”的“寓意”面向；如果他还认为这种尊敬的原则应当要求人们对得胜归来的士兵行脱帽礼，因为他认为士兵同样值得用礼仪来表示尊敬，那么他就是在“引申”和“修正”这些礼仪规则，所以采取了“诠释性态度”的另一个面向。^[6]必须注意，“诠释性态度”的两个不同面向彼此独立，人们可以采取其中一种忽略另一种。^[7]

仅采取“寓意”面向的人们对于礼仪规则的态度只能是“遵从”或者“反叛”（conformity or rebellion）。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尊敬要求怎样的实践”提出不同的看法：在特定的时期，人们可以提出异议，认为曾经的“礼仪规则”已经过时了，因为此种规则的实践并不能真正地在他所在的时代表示尊敬，所以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更为贴切地实践礼貌的“寓意”。此时，我们不能说异议者是在“反叛”，但可以说他是在通过引入新的行为方式进一步诠释“表达尊敬的礼貌”。于是，凭借此种对寓意的诠释，“礼仪规则”连同它的实践获得了发展。这意味着人们不必一味盲从古法，也意味着相同的寓意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和具体范例。还必须注意，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礼貌表达尊敬”的寓意可能不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是实践和具体要求；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中，寓意本身就发生了变化，人们也很可能意识到它已经与其原来的寓意背道而驰了，所以此时要么有新的寓意产生去维持人们对相关实践的“诠释性态度”，要么这种实践就会随着“诠释性态度”的“淡化”（languish），重新回到那种“静止与机械的状态中”（static and mechanical state）。^[8]

2.各式各样的诠释

此种关乎社会习俗实践的“诠释性态度”并非是唯一的诠释类型。紧接着，德沃金便探讨了若干种不同的诠释类型。这些诠释类型若按照所关注的领域来划分，除了例子中提到的“社会实践诠释”（social practice interpretation）外，还有“艺术性诠释”（artistic interpretation）和“科学性诠释”（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另外，按照诠释与诠释者的意图（intention）的关系来划分，它又可以分为“对话性诠释”（conversational interpretation）、“创造性诠释”（creative interpretation）以及本文开篇提到的作为“创造性诠释”的“建构性诠释”。

在德沃金看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诠释形式就是“对话性诠释”。在我们与谈话对象的交流中，作为诠释者的我们总是以特定的角度去理解蕴含在诠释对象言辞或行为中的“寓意”。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去问“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你这样做代表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对话性诠释”中，理解者往往站在特定的角度去把握、理解或者领会他人（others）的说话意图和行为意图。结合上文的例证，在对社会实践和特定游戏的诠释中，“对话性诠释”的诠释者总是在解说言语和实践所蕴含的寓意：“他那么移动‘王’是因为被将了一军”、“这个时候说‘您’是为了表示尊敬”或者“中国人在除夕夜燃放爆竹是为了辞旧迎新”等等。相应地，在诠释对象为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诠释”中，“对话性诠释”的诠释者往往会想象“艺术作品在对自己说话”——然而作品本身“缄默不语”——因此，诠释者通常会采取的方法，就是像去把握一位朋友说话“寓意”那样，去领会作品作者（author）的原初意图。^[9]那么，“科学性诠释”是不是一种“对话性诠释”呢？按照德沃金的观点，如果我们说一切诠释都带有这种“对话性目的”（conversational purpose），它可能甚至不是一种真正的诠释。^[10](www.xing528.com)

我们已经了解到，“对话性诠释”所指向的目标是去理解和领会诠释者（interpreter）之外的话语意义、行为意图和艺术价值。而“创造性诠释”不仅仅涉及被诠释对象的意图、动机和目的，它更关注诠释者本人的意图、动机和目的。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分，它说明“创造性诠释”虽然与“对话性诠释”一样，与“意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前者主要关心的问题不是如何去重现说话者、行为者或者创作者的原初意图，而是如何根据诠释者本人的意图在特定的条件下赋予诠释对象以意义。所以，作为诠释对象的艺术作品和社会实践本身是由人们创造，而又在岁月流逝中有别于创造者本身，正因为如此，“创造性诠释”才有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阐发诠释对象的新的寓意。那么，诠释的方式就不能像仅仅去抓住说话者意图的“对话性诠释”那样，它必须带入诠释者的目的和意图，故而必须是一种“建构性诠释”：

“大体而言，建构性诠释就是强行给予（impose）某个对象或者习惯一个目的，并以此在对象和习惯所处的形式和风格内，将它描述成它所可能成为的最好样例。”^[11]

在这种诠释中，“对象与目的是相互作用（interaction）的关系”。^[12]这表明“建构性诠释”并非随心所欲地诠释，也能够说明“建构性诠释”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创造性诠释”：它不能是一种“发明”（invention），更不能是胡编乱造。如果我把《物种起源》理解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并接着主张达尔文是一位成功的作家，那么，也许我是在赋予这本书一个新的“目的”，并且由此“创造性地”有所诠释，但这和《物种起源》的科学背景毫无关联，并且此种诠释错误地理解了该书被人们大致认可的“体裁”与“创作意图”，也因为此种误解树立了错误的“非科学”评价标准，故而我的诠释或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再如，一位美国的营养学家对国人端午节吃粽子的实践做出了科学诠释——他为这个习俗加上了一个科学的目的，比如科学证明夏初食用糯米有助于防暑，于是中国人就这么做。这有可能正确；但作为中国人的我肯定认为这个诠释有所偏差。因为我认为他没有理解这一习俗其实与历史典故相关，所以他的诠释尽管具有科学价值，却并未揭示出习俗的真实寓意。以上的例子都是为了说明，诠释对象的“历史和形式”（history and shape）限制了诠释的范围，我们还将在后文继续论述这一点。^[13]

另外，“建构性诠释”的概念也同样说明了为何各种诠释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已经提到，“建构性诠释”给予诠释对象目的，力求完美地理解“诠释对象”，故而不同领域的诠释也拥有不同的判断“完美理解”的标准——例如，将达尔文理解为文学家的诠释采纳了错误的评价标准。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将科学解释视为“建构性诠释”，那么我们或许会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客观、正确地认识对象，于是此种实践就树立了“简洁”、“精致”、“不矛盾”、“可证实”和“可重复性”等标准，来使得某种科学解释（explanation）优于其他的科学解释。而艺术诠释之所以与科学解释不同，“仅仅是因为我们用于判断艺术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与判断物理现象的解释的标准有所不同”，不同的艺术形式和体裁都采取了不同的判定成功的标准。^[14]同样，当我们在试图理解一位朋友的话语时，或者当我们试图去把握某项社会实践的寓意时，必然也会相应地受到共同实践所树立之标准的约束。^[15]所以“建构性诠释”同样适用于对话、审美和社会实践的情形，而这些它之所以与科学解释不同，是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的历史和实践形式，故而采取了不同的成功标准。

至此，诠释的诸多类型已经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到，德沃金提出了“建设性诠释”的概念，认为它经过“详尽阐述”（elaborated）可能能够适用于艺术诠释和社会实践诠释，并且“在一切形式的诠释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哲学议题，但这并非德沃金论述的重点，也并非下文要试图解说的问题。^[16]我们还注意到，德沃金认为“建构性诠释”试图将诠释对象描述成“它所能够成为的最好样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最好的样例如何可能？我们暂且不去深究。接下来的探究将回到前文提及的“礼貌共同体”，我们将继续结合这个范例，并以社会习俗诠释作为线索，更详细地解说“建构性诠释”与诠释者意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