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乡村纠纷及其现实问题

电影是对现实的写照，而展现社会生活、揭示社会现象、还原本真世界的电影往往更具有艺术上的生命力，总是能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对现实起到镜鉴乃至影响的作用。中国老一辈著名导演孙瑜曾说：“影戏假如能用来描述民间的痛苦，至少可以促进社会的自警，让社会自己想一想，应该如何改进自己。”^[2]可见，电影所映射出的情景也往往就发生在社会之中，它反复上演，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现实。电影《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以下简称《审牛记》）所反映的就是一个案情简单到毫不起眼的农村民事纠纷，它仅仅起源于一场稀松平常的财产争执，但却通过其令人咋舌的剧情发展而揭示出了一个中国法治事业与法学理论都需要认真对待和审慎回答的问题。

剧情发生于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庄，农民老栓对自家母牛所产的小牛爱若珍宝，因接生艰难而视小牛为自己的“闺女”，每天领着“闺女”出门散步、四处炫耀。不料有一天小牛走失，老栓遍寻不到，五内俱焚，最终在邻村来顺家找到了小牛，未打招呼便径直将小牛牵回了家。来顺是个学生娃娃，自小丧父，家中就指着这牛来维持生计。巧合的是来顺家前两天刚刚丢了牛，见这头小牛在外吃草，便认定是自家的牛而牵了回来。如今又见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偷牛”，来顺妈便在村主任的陪同下理直气壮去找老栓争执，一口咬定那是自己家母牛产的崽。这在老栓眼中自然是无理取闹，在几经争执、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双方便将官司打到了法院。主审法官老张了解老栓的爱牛之心和来顺家的贫弱之况，但在确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小牛“身份”的情况下，老张也吃不准该如何判决，于是首先主张调解。但显然双方都不会让步，法官在邻村拥有“众目睽睽”的人证、“群情激奋”的表态下最终判老栓败诉、将牛“还”给来顺家。老栓对这一判决强烈反抗，为能留住“闺女”，老栓聘请了律师并在其指点下倾其所有给小牛做了个DNA鉴定。张法官深知鉴定费用之高昂，无论哪方败诉都承担不起这成本，于是极力劝阻、在双方之间来回斡旋，但情势至此，双方都硬着头皮不作让步。最终，在鉴定结果的强力支持下，法庭判来顺妈败诉并承担所有诉讼及鉴定费用。巨额的负担让来顺妈当庭昏厥，后寻短见未果，来顺也被迫辍学。数日后，派出所终于找到了来顺家被偷走的牛，但为时已晚，价值几百块钱的小牛根本无法折抵近万元的DNA鉴定费用。这一双输的局面自然是老栓也不愿见到的，一瞬间的胜利喜悦也同样折抵不了事后的悔意与愧疚，但尘埃早已落定，老栓无颜面对来顺一家和村里乡亲，后悔地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想要回我‘闺女’。”故事至此告一段落，为了给剧情一个更“完满”的结局，片尾字幕还提到：最终在鉴定所大幅降低收费而法院、乡亲们大力捐款的帮助下，来顺家终于凑齐了如山重负的债务。但究竟老栓在村里如何自处、又是如何处理与来顺家关系的，影片未作交代。

许多观众看罢电影都认为这稍显离奇的剧情不过是抓笔之人全凭想象力的虚构而已，但事实上，这一曲折剧情绝非小说家言，更不是电影人的捏造，而是确有原型——这便是发生于1999年的云南石林、号称“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的赵文兴与毕万福民事纠纷案^[3]。与电影剧情同出一辙的是，本案双方执拗地选择了以7000元为代价来为小牛做DNA鉴定，用这个外人看来“太过冲动”的方式来求取一个“真相”。对这一轰动性案件的探讨曾一度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法院报》等国家级单位的关注并作出了相应的专题报道，对这一案件的社会讨论更是层出不穷。^[4]一方面，采用诉讼与鉴定方式解决纠纷的原告赵文兴被塑造为“新时代以法律武器维护权利”的典型；另一方面，这一代价高昂的“极端维权方式”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无独有偶，在赵文兴“敢当维权第一人”之后，花费巨额代价来为牛做亲子鉴定的案子又接二连三被曝出，如“广西柳江县村民争牛案”“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兄弟争牛案”“安徽省金寨县不当得利争牛案”等。^[5]可见，通过极端方式咬紧牙关来“维权”的案件绝不在少数，这一现象并非戏说，也不是个案，而是有其背后共有的逻辑、考虑和缘由，可以说，这样一种选择结果早在当时双方选择对抗和争执时就已是必然的了。(www.xing528.com)

这一现象何以反复发生？其必然发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在对这一系列案件作出的判断和评价中，人们往往截然地站作两队，一边人认为“巨额维权是值得的，它说明我们国家农民的法律意识得到了提升”，而问题恰恰在于，将诉讼视为唯一的救济手段、将法律奉为公平正义的同义词而盲目推崇、盲目运用，真的就值得提倡么？另一边人则认为“不该赌气作鉴定，应该考虑诉讼成本的”，但这样判断眼光又过于狭隘了，仅观察到了问题的表面和皮毛——诉讼成本，而完全没有发掘这种现象发生的内在必然性，更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总而言之，这两种判断都太过简单化、表面化了，两者都未能洞悉这一极端对抗背后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更未捕捉到这一两败结果所体现出的深层问题。笔者接下来将以《审牛记》为背景，梳理电影中双方争讼的逻辑，揭示最终双输局面的根源，并试图说明：“牛亲子鉴定”系列案件所暴露的实质问题，是国家法侵蚀了本不应由其干预的领域，最终导致了其纠纷解决的无力和纠纷解决结果的严酷，这是国家法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的双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