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规则：构建秩序的价值追求

江湖规则对江湖秩序建构的价值追求是指江湖规则通过赋予行为任务与奋斗目标以神圣地位和崇高品质，从而实现价值追求的强大感召力，以服务于江湖世界对内和对外秩序的稳定。这种秩序稳定源于此种方式可以为江湖规则与江湖世界生存提供“合法性”证明——此“合法性”超越国家实定法的要求和意义，转而符合更高层级的“天道”的基本精神。《水浒传》第一回以宿命论开篇，点名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位好汉是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的汇合，洪太尉的“误走妖魔”其实是天数注定：“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38]而第四十二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并授天书，以及第七十一回作醮后天落石碣，其上有天书文字排了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位头领的座次，不仅是增强宋江领导地位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了梁山泊聚义顺天应民的舆论基础和正义性质，为进一步归入朝廷体制的招安工作做准备。即便是抛去怪力乱神情节的参与，小说中对江湖规则的崇高特质描述也时刻感染着读者，如为兄弟两肋插刀而不计利害得失的义气（顾大嫂劫狱营救解珍、解宝兄弟）、快意恩仇的磊落行径（武松复仇鸳鸯楼后留名“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等。根据江湖规则对内和对外不同的秩序追求，分为如下两点论述。

其一，江湖规则对内形成“同生共死”和“共享富贵”的原则约束。对内秩序是指江湖世界内部共同体的关系调整，可以概括为好汉理想生活方式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水浒传》的根本内涵侧重于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与理想追求，许多生活场景都是下层民众生活特有的形式。这些场景，以及与这些场景融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对于下层民众来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39]而好汉们“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理想生活的前提并非单纯财富获取，即便是在第十五回晁盖、吴用等谋划“智取生辰纲”而得“一套富贵”，重要的准备工作是找寻合适人选以形成聚义联盟并履行起誓程序：“……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40]起誓是形成聚义联盟的必要程序，为联盟本身奠定神圣基础和道义约束，其基本内容不外乎“同生共死”与“共享富贵”两个方面：“同生共死”侧重于集体成败的一致性命运和彼此关照互助的紧密关系，这有助于凝聚对抗官府的一致决心和增强集体行动决策与执行的力量；而“共享富贵”则意味着资源分配的公平与身份阶层的消弭，便于形成对个体行为的道义约束和欲望控制，实现平等的利益格局。“同生共死”和“共享富贵”均排斥不顾江湖道义的个人私欲，不仅在形成梁山聚义组织的山寨中如此，在民间社会生存的闲散好汉尽管没有组织依附同样信奉这种原则约束，如第十五回吴用筹划夺生辰纲时欲拉拢阮氏兄弟入伙而先行试探时，鼓动其捉拿已在梁山泊聚义的王伦诸人，被阮氏兄弟拒绝，其理由是“便捉得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的笑话”^[41]。而吴用进一步试探鼓动其抢夺晁盖待取的一套富贵时，又以“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的相同理由被拒绝。^[42]虽然当时阮氏兄弟和王伦以及晁盖并无任何交情，但好汉身份的认同无疑开启了江湖秩序的维护机制：江湖规则或者说是好汉的规矩、义气等共识有效约束了获取财富的欲望和行为，从而在江湖世界内容形成了稳定秩序。(www.xing528.com)

其二，江湖规则对外实现“替天行道”和“贞烈忠义”的制度安排。对外秩序指的是江湖世界与庙堂体制以及民间社会的角力制衡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梁山泊聚义的指导思想与对外规则的导向经历了较大转型：王伦主导时期的山寨只不过是略成气候的打家劫舍团伙，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人才凋零且并未与官府形成直接对立与正面冲突，与二龙山、桃花山等的小型山寨并无本质区别，且因王伦心胸狭窄和妒贤嫉能的性格并不致力于扩大规模，甚至在晁盖入伙时担心其犯下弥天大罪而引来朝廷围剿；晁盖占领水泊梁山聚义之后，山寨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各种途径招徕入伙的好汉，并在营救宋江、柴进的过程中与官府发生直接冲突，但实质上仍是满足山寨的割据状态；从第七十一回排座次为转捩点，实际领导者宋江获得名义上的加冕并完成职能分配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堂前柱上，立朱红牌二面，各有金书七个字，道是‘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43]。“替天行道”与“贞烈忠义”的提出表明江湖世界对外策略的规则转型：由之前对庙堂体制的激烈反抗和对民间社会的掠夺式侵入转变为分别对二者的模仿式制衡与融合式安抚。所谓“模仿式制衡”是指以“替天行道”口号为内容的对庙堂体制基本功能的模仿和有限认同。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君王才有‘替天行道’的资格和权力。秦汉以降，史书有关‘奉天承运’与‘封禅’这样的话语和祀典，也意味着只有皇帝才有这样的权力，唯有皇帝才有这样的资格。……任何擅用‘替天行道’的旗号，都意味着挑战皇权的合法统治。”^[44]本来由皇权垄断的“替天行道”被梁山好汉所利用，客观上似乎造成了二者冲突，但实际上是梁山聚义组织模仿庙堂体制的功能而形成的有限认同，因为宋江提出“替天行道”的根本目的在于赢得庙堂体制的认可，至少是减轻敌视，因为其最高理想是为朝廷所招安而回归庙堂体制，故“替天行道”的重点是论证其聚义组织与行为的合乎天意的根本性质，抵御官府征讨以及接受朝廷招安在本质上都属于江湖规则以“替天行道”为指导思想的对外秩序安排。所谓“融合式安抚”是指“贞烈忠义”感召下对民间社会的融入与抚慰，如“不爱资财不扰民”说明了江湖世界对民间社会的容纳。总体上说，江湖规则以对外抵御官府征讨、接受招安以及安抚百姓的方式践行“替天行道”和“贞烈忠义”的制度安排，完成了江湖世界对外秩序建构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