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江湖世界的意义与形成背景探析

“江湖”一词语出《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3]从文意理解，此处“江湖”指自由无拘束的广阔天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里，江湖作为和庙堂相对的概念范畴，指的是远离朝廷政权的民间社会。而要理解《水浒传》中的江湖世界应当从“水浒”二字进行含义溯源。《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鲍鹏山对此解读为：“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天下的人，也是王的人。但是，这个天下的范围，也就到了‘率土之滨’，就是到土地消失、大水苍茫之处为止；水的那一边，就是被王抛弃的了，是不受王的恩惠保护的地方。所以，金圣叹认为：水浒，就是水的那一边。”^[5]此种解释的合理性不只体现为小说里好汉于八百里水泊梁山聚义的地理环境，而且在于其既同朝廷君臣的庙堂体制分庭抗礼，也独立于国家政权治下的民间社会与市井生活，但其与两者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牵连：江湖世界的主体皆来自于庙堂体制和民间社会，并与两者分享或争夺利益资源，形成制约关系，如出身官宦或富户人家的好汉落草为寇后均依靠打家劫舍维持生存，抢劫的对象就是庙堂体制和民间社会的资源；而像施恩或蒋门神霸占快活林所形成的江湖世界，榨取利益一方面依靠了与官方体制的勾结，另一方面则寄生在民间社会经济发展之上。^[6]

有学者指出：“明确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汉杀人放火、争夺利益的地方，应该说是始自《水浒传》。《水浒传》作者对于江湖有个全新的认知，所以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江湖’概念，当然这个概念来自于作者对当时生活认识的概括。”^[7]因此，可以对《水浒传》中的江湖世界做如下几个层面的范围理解。首先，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主要是指以水泊梁山为代表的好汉聚义的帮会组织，有固定成员、环境和等级规则，与朝廷体制和民间社会存在空间与管辖范围的距离，其他如二龙山、桃花山等聚义帮会也符合这种组织形式。其次，江湖世界也指好汉们以义气为共识、以暴力为手段游走于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如剪径（史进等）、开黑店（孙二娘、张青等）、霸占一方地域资源（施恩等）、私力复仇（武松、杨雄等）等，其存在于民间社会之中，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组织形式，但符合帮会组织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最后，从存在特征上看，一方面它没有国家法制的管控和官民身份差异，如阮小五憧憬的理想：“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8]但另一方面却模仿国家体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秩序规则，如每次有新的好汉大规模入伙梁山，总会重新排座次和根据能力与身份分配任务以适应新秩序。

这种江湖世界能在庙堂体制和民间社会的缝隙中生存、发展并壮大到威胁和侵入了其他领域，是一定社会现实条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亦是江湖世界成立的社会背景。对这些现实条件的把握和社会背景解读也有助于清晰理解江湖世界的内容以及其如何与社会发展形成互动关系。

首先，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经济发展为江湖世界的成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相关学者研究得出，“根据北宋主要朝代各地人口、耕地、钱粮赋税额、布帛、丝织品贡额，以及黄金、盐铁、市镇、商税数量等主要经济指标分析，结合各行业技术水平、名优产品质量及宋人对山东地区经济地位的评价，我们不难看出，山东在全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当时全国经济重心虽已从黄河流域移至江南，然而山东依托其自然资源优势和传统生产技术优势，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和雄厚经济实力。粮食、桑麻种植业、冶金、冶铁、陶瓷、制盐业、酿酒业、市镇、商业贸易、海外交通等经济领域和部门，不仅在北方地区久负盛名，而且在全国也处于领先水平。就其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地位而论，山东属于北方最富庶的经济区域之一。在全国发达经济区域中，山东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9]区域经济发达不仅惠及国家政权治下的社会发展，其提供的资源更会因江湖世界而需要而被攫取或转化，如晁盖等“智取生辰纲”所劫财物固然是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的产物，但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的现实，成为聚义的第一桶金后当然为江湖世界而服务。另外，梁山聚义成气候之后，不只是通过打家劫舍、对外征战以敛取财富，也在山寨内部从事稼穑、养殖等建设经营活动，“梁山泊在组织化建设中，特意安排了专职从事后勤与生活的头领：宋清负责宴饮安排、曹正负责杀猪宰羊、朱富负责酿制酒醋、侯健负责裁衣制服、李云负责营造房舍，此外还有负责健康卫生的专职医生安道全”。^[10]而这一切亦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www.xing528.com)

其次，北宋时期国家控制力减弱以及社会潜规则盛行为江湖世界提供了生存条件。钱穆将北宋政治特征概括为“对外之积弱不振”与“内部之积贫难疗”：其对外积弱不振表现为四方环敌而建都处地理位置缺乏战略保障，受辽、西夏侵凌而缴纳大量岁贡；对内积贫难疗表现为“冗兵”和“冗吏”对国家资源的大量消耗。^[11]而宋代政制上另外两个弱点“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以及“宋代的谏官制度，又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12]，则加剧了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在小说中体现为好汉在触犯国家法律或者权贵时远遁他乡，躲避追捕，总有一些地域或社会力量可以依赖而避祸。如果说“小旋风”柴进对天下好汉的收纳甚至对犯罪者的包庇是因其大周柴氏皇族后裔身份并持有丹书铁券享有特权而出现的个案的话，其他好汉的避难成功则更体现国家控制力弱化的普遍性。如小说第二回触犯了高俅的禁军教头王进为躲避灾祸去投奔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尽管被高俅下具文书着诸州各府追捕，但王进携母逃远后安慰母亲说：“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13]延安府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居然可以屏蔽代表中央且官至太尉的追捕命令，则中央权力控制真空可见一斑。国家控制力减弱为江湖世界的生存提供了可能性，而社会潜规则盛行导致的公正缺失、民生困苦则是好汉们聚义于江湖世界的动力，典型的如林冲被逼上梁山、武松私力复仇、解珍解宝兄弟劫狱造反等等，均源于官吏腐败、为富不仁、司法不公的黑暗现实，“当司法不能为社会提供匡扶正义的公共服务的时候，自力救济的侧门就打开了，民间好勇斗狠就一发不可收拾。因此，社会暴戾之气盛行的背后，往往可见司法审判的黑暗和法律权威的失落”。^[14]如果个案的不公已侵犯到了受害者的身家性命，暴力能力和强烈求生意志催化了对现实的不满，那么造反成为唯一选择。

最后，民间自生秩序和基层社会力量的膨胀式发展为江湖世界的运行提供了力量补给。国家控制力减弱意味着民间力量的增强，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稳定的秩序维系，“中国传统的国家，其职能与能力均甚有限，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形，国家既无意也无力去规划和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因此，普通民众在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在国家的直接控制和管理之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传统的方式生活。……在这个‘民’的世界里，有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它们有自己的习惯、规范甚至规条，能够有效地处理其内部事务，有时参与甚至主导地方公共事务”^[15]。纵观《水浒传》全书，里面对地方庄户的描写十分频繁，如“九纹龙”史进所在的史家村、刘太公的桃花庄等村庄均有乡绅大户主持乡村治理，有一定的财产和人员规模，甚至可以组织力量对抗已成气候的江湖世界侵袭，尤以和梁山义军相持许久的祝家庄为代表，其规模与战斗力实际上已经超过正规军队，如第四十七回“鬼脸儿”杜兴对此的介绍：“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等。……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16]尽管在国家政权治下，要服务于朝廷需要与基层行政单位调配，庄主、乡绅等基层社会力量保持了独立地位，甚至与官吏形成了力量制衡关系，祝家庄等强大的庄户则是州县官员剿匪需要仰仗依赖的战斗力量。而在突变情势下，这一切却可以转化为江湖世界的预备力量而存在，如晁盖作为保正也是当地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因为生辰纲事发而落草，此种身份、地位以及能力可以为江湖世界的生存带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