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对法律规则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陌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描述仍然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的农村社会，“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得清清楚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2]。人与人的交往需要信任，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更多地建立在血缘、亲缘甚至地缘的基础之上，信任程度也会随着彼此之间的亲疏远亲而自然调整。这种天然的信任机制使得熟人社会的治理成本较低，“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13]。乡土的熟人社会缺乏对精密法律规则的需求，这也是中国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长期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样的交往模式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彼此之间的责、权、利的界线，由此可能带来的麻烦或纠纷在熟人之间自然有其解决的恰当方式，伦理纲常、人情事理无疑会发挥其作用，平息争端。而陌生人社会是无法依靠这样的模式治理的。陌生人之间缺乏信任和了解，而城市的陌生人之间却比以往更加需要交易，市场经济使得城市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交换、交易是生活的必需活动。缺乏信任的陌生人在交易的过程也必须要寻求一种权威的保障，而明晰权利义务、秉承平等公正、依靠国家强力的法律就成为首选，在各种法律关系中，合意形成的权利义务构成彼此的行为准则，遵守规定，则各取所需，互利互赢；违反约定，对方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解除保证对方实现其利益的义务，启动惩罚条款，等等。考虑到自我利益以及各种外在约束机制，陌生人之间更倾向于理性地自觉遵守自己的承诺。陌生人之间更相信法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发展，在城市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成绩和效果。城市的司法环境整体上优于农村：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更高，待遇、工作环境更好，司法过程更规范；城市的法律服务行业竞争更充分，从业人员业务水平更高；城市的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完善；城市人的法律意识更强；城市的法律宣传更深入；等等。这样的现实情况使得城市的法律运行成本更低，预期效果更好，因此城市人也更倾向于选择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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