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从割据混乱到统一的优化路径

中国历史上有若干次割据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等，导致度量衡极度混乱。正是由于从“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促进了度的统一和完善。

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度量衡从尚未建立完备的制度到逐步向先进国家的制度学习。同时，由于诸侯割据，政治经济不统一，度量衡也无法统一。考古发现的器物上镌刻的各种单位和数值的混乱，也体现了度的混乱。商鞅铜方升，是中国度量衡中上极为重要的量器。从标准规范来说，春秋战国商鞅尺和方升的容积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无可争议的标准量值^[25]，商鞅尺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统一的度量衡的重要依据。秦年祚虽短，却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建国以后，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全文共四十个字，要求全国“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26]。统一度量衡的强制诏令，立即把秦文化推广至各地，又为汉代所秉承，此后被视为华夏文化之正宗，历代封建政权均仿效、承袭，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历史上另一件划时代的标准器是西汉莽铜嘉量，也是再一次从度的混乱走向统一规范的标志。不仅如此，西汉末年律学家刘歆征集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算学、乐律学的百余名学者，考证前代制度，经过梳理归纳分别整理成审度、嘉量、权衡各篇专论，后收入《汉书·律历志》。首次明确规定，度量衡以黄钟为标准，假以累黍直接定出尺度、容量和权衡的量值，以及度、量、衡的各级单位名称、进位关系和与其相应的标准器的制造、行政管理等，成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史上最完整、最系统、最有权威性的著作，以至影响到其后一千多年，直至明清，凡言及度量衡者，无不追溯到《汉书·律历志》^[27]。(www.xing528.com)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度量衡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南北朝各地区、各时期单位量值相差很大，尺度各不相同，比较混乱。北魏各方面均无定制，造成度量衡极度混乱。至北朝，尺度的快速增长，朝廷只能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使各地度量衡的单位量值无约束增长。直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推行统一度量衡。隋炀帝大业年间，重制斛斗称度，下令恢复古制。

自隋以后，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承前制，没有出现更大的混乱与变革，也标志着度量衡制度逐步完备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