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大禹治水中所使用的统一“度”的标准为一种紧急情况下产生的特别规则，尚不具有一般的规范意义的话，那么，早期社会所流传下来的黄钟累黍，这种来自生活实践的度量方式，经过特殊的运作，产生度量衡的单位和标准，具备了规范意义上的标准，或者说，由生活常识和习惯逐步成为“习惯法”。
吴承洛[11]先生在他的《中国度量衡史》中是这样记载黄钟与累黍产生“度”的标准和单位名称的：“黄钟生度，黄钟之管，其长积秬黍中者九十粒，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12]那么，这种制度从何、为何而兴起？
原来，古代中国自从形成稳定的氏族政权以后，氏族贵族便把乐律和仪制度看得十分重要，后来，把这种乐律演化成了一种度量衡制度。对此，《吕氏春秋·适音》[13]中已有用一定长度的管定律的记述。大意是：黄帝令乐官伶伦定律，伶伦在昆仑山的阴面寻找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截三寸九分做成律管，又以音频稳定、声音优美的某种鸟鸣声来定基本律，当律管吹出的声音与鸟鸣声相合，就把这一基音定为黄钟宫。中国文化史上，特别强调乐律的起始音黄钟宫，认为是中和之音，是宫廷的主旋律，是雅学[14]。它代表着皇宫和核心的地位，甚至是影响国家兴亡的象征[15]。历代君王常常亲自主持对黄钟的音高和律尺长度的审定。其合理依据是古代人已经掌握了振动体长度与其音高的科学规律，并称其为“律学”。律学与音乐学又统称为“乐律学”。从事乐律学研究的人发现，为了确定黄钟宫音的衡定，需确定管长、口径和内周之长。在口径不变的条件下，律管越长，音调越低；也就是说，在口径不变的条件下能吹出黄钟律的律管，其长度是一致的，管内的容积也是一定的。由于确定律管发音的高低，不仅要确定管长，而且要确定管的内径和容积，这就决定了古代乐律学与度量衡的不解之缘。对此，《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唐代李淳风说：“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16](www.xing528.com)
如此确定“度”之规范，虽具有偶然性和不周延性，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吴承洛先生如是考证记载了历代对积黍的应用：“考积黍起度之法，原起于汉书律历志，以广为分之说。至南北朝东后魏世，修正钟律……盖自是时始。其后北周武帝时，累黍造尺……五代后周王朴又以纵黍定尺；至宋代景德中刘承珪以广十黍为寸……清康熙躬亲累黍，以横累百黍为尺，纵累百黍为营造尺。”[17]自《汉书·律历志》定黄钟累黍之法后，历代沿用至清末，其基本论点未见有擅自改篡者。古人多尊儒训经籍，对周汉之制尤为推崇。因此，这种产生于乐律学的近乎旁门左道的技术性规则，一旦被当权者神秘化，俨然成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规范，并延续数千年。
建立在生活生产实践基础上的度量方法，还不止于黄钟积黍，譬如，贾谊《新书·六术篇》云：“数度之始，始于微细，是故立一毫以为度始。”[18]那么“毫”为何物？孟康曰：“豪，兔豪也。”[19]古代人将生活中一些物体视为测量可参照的计量单位，逐步成为度的标准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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