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诉讼风险情况及其优化方案

1.数据说明

进入诉讼是法律风险的重要表现，不过，我国各省市司法裁判的标准不一，为了表现在相对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下的企业法律风险情况，在保证数据样本足够多的前提下，本文的样本仅选取当事人中有北京市公司，并且由北京市的法院进行裁判的案件。

数据采集方法和条件。本节数据基于“把手案例”司法案例数据库，该数据库实时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挖掘，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案例数量基本相同，最大程度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和权威性。数据提取条件为：①原或被告名称中有“北京”和“公司”字样；②法院名称选择“北京市”；③文书类型：判决；④时间：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

需要说明以下五点：一是样本采取的时间范围从2014年1月1日开始，是因为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加强了对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规定，该文件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二是数据提起条件会将一些“中字头”的北京市企业排除掉，但是本部分研究的是北京市企业法律风险的总体数据，这些企业占总量比重较小，而且不具有代表性，对最终的研究结果影响不大。三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范围的法院，而且审理的案件较少，因此由其审理的案件不进行采集。四是部分裁判文书虽然案号相同，但是内容不同，仍然作为不同样本予以保留。五是由于部分文本格式并不规范，导致相应数据无法获取，在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时予以排除。

2.数据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1）案件总体数量。司法案例样本共收集117 997个，从2014年到2015年案件数量逐渐上升，但是到2016年出现明显下降。2017年前5个月的文书数量不到2014年到2016年历年数量的1/10，这应该不是法院实际的结案量，数据较少可能与法院裁判文书上网不及时有关。

（2）案件的审级、管辖和审理程序。

第一，案件审级。一般来讲，多数法律纠纷都是由基层法院审理，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北京市公司涉及的法律纠纷主要由基层法院审理并且其判决为终审判决，共86 961件，占总案件量的73.7%。中级法院进行终审判决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共30 298件，占总量的25.7%。高级法院的审判数量则相对较小，仅有738件，占0.6%。

第二，审理程序。在案件审理程序上，一审案件占总案件量的74.1%，其中99%以上的一审案件均由基层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占总案件量的25.6%，其中97.8%的案件由中级法院审理，2.2%的案件由高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并不多，主要由中级法院审理，占50%以上。其他类型的程序主要是公示催告程序，数量较少，主要由基层法院完成。

第三，管辖。在基层法院层面上，案件数量高的法院都位于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公司企业数量也较多，相应地，案件数量少的法院也基本分布在边缘城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具有基础设施好、潜在客户群体大等优势，能够吸引公司注册，而公司往往存在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使更多的公司在这些地区经营。这也导致这些地区成为公司法律风险的高发区，无论是法院还是政府监管部门，都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从这些基层法院案件量的差距看，这种压力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应对和处理好公司法律风险，北京市的相关司法资源的配比应该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风险情况，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改革，推行员额制的过程中，应该向公司法律风险较大地区的法院的相关审判庭室分配更多的员额。(www.xing528.com)

在中级法院层面中，传统三大中级法院审判了96.3%的案件，每个中级法院审判案件数量排序也基本与其辖区基层法院案件数量排序一致。高级法院仅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家，2014年1月至2017年5月共审理涉及北京市公司的案件738件。

（3）案由。总体上，在117 997个样本中，民事案件116 712件，行政案件1278件，刑事案件7件。其中，民事案件占绝大多数，占总量的98.9%。这说明北京市公司的法律风险以民事法律风险为主。从时间角度看，不同案由案件数量的历年比例分布与总体案件量的历年比例大体相同。

第一，民事案由。根据最高院制定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民事案由有众多的具体子类，为了便于观察和分析，此处只列出其中案件数量占比最多的前10大案由。

在既有的“企业法律风险”研究中，“公司治理法律风险”和“合同行为法律风险”一般被认为是企业最重要的和最多发的法律风险类型，而“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则在众多法律风险中被排在后面，甚至被忽略。^[14]然而，从民事案由的总体数据来看，“劳动争议”案件均稳居民事案由排行榜第一位，这与以往的经验判断大不相同。当然，这是由于合同类的案由具体分类众多，不同类型的具体“合同纠纷”加总起来则能够超过“劳动争议”的案件数量，但是劳动争议的绝对数量和总体占比的确超乎预料，这意味着北京市的公司应该更加注意“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而且，同样令人意外的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却连前20名都没进去。可见，理论的预期和现实运转之间的确存在差异。

第二，行政案由。在行政案由中，由于此类案件较少，大部分案由只有少量案件或没有案件，因此，本文仅列出占总案件量前10名的案由。在这10个案由中，“商标行政管理（商标）”和“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占比最高，占比将近50%。前者的案件量从2014年到2016年逐渐上升，这一方面说明北京市公司的商标管理法律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北京市的公司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品牌建设和管理。后者的案件量虽然逐渐下降，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这与民事案由中体现的北京市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较大一致。其他案由数量和比例则相对较少。

第三，刑事案由。在刑事案由上，北京市公司涉及的案例非常少，共有5类案由，行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走私。案件数量较少的原因可能是样本中不包括仅涉及北京市公司工作人员的案例。

（4）公司涉诉量。一个公司的涉诉量一定程度上能够表现出该公司的法律风险水平。本文统计了北京市公司从2014年到2017年的涉诉数量，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作为被告，都算作涉诉一次。由于公司数量众多，仅选取涉案量最多的10家公司进行报告。从行业上看，涉案量最多的30家公司中，有12家公司是从事金融业务，这说明从事金融业公司的法律风险较高。另外，有9件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该行业的法律风险也比较集中。

这些公司涉诉较多，可能与这些公司非常明显的行业特色有关。以案件量排名第1位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为例，该公司所涉及案件的案由仅有三类，即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借记卡纠纷、信用卡纠纷，而且99%的案由都是信用卡纠纷，这些案由往往只有商业银行才会涉及。再如，房地产业涉诉数量最多的“北京实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涉及最多的案由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占比90.4%，涉及的其他类型的合同也多与地产施工、装修等有关。因此，公司在防范和管理自身法律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与自身主营业务相关的法律风险，加强相关业务的法律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