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系统优化策略

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已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动力系统，包括内推、外促和内外合力等三大部分，三者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

内推：执政党、政府及关键少数的主动推进。党坚强领导下的主动构建，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彰显了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当家做主进行的伟大探索。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和关键。首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的法治建设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尊严幸福等各种基本价值，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各个环节，统筹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依法治权、依法维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各个方面，统筹国内法与国际法、中央法与地方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法与私法、制定法律与实施法律等各种法律形态，统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内与国际、法治与改革、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等各种关系，积极稳妥、有序高效地全面实施。其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机制，使依法行政真正成为一项硬要求和硬约束。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其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由若干个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指导、学理支撑和行动指南。政府自觉下的主动推进，政府的自觉建立在政府对自我角色以及言论自由的正确认知基础上。政府是民众的朋友还是敌人，取决于政府能否“自觉”地定位自己、警醒自己，能否“自觉”地宽容自由，懂得反省与自理。法治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治理模式。从历史层面来看，中国必须采取政府推动型的法治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层面来看，我们也有能力采取政府推动型的法治模式。应该说，政府推动型的法治模式是我们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关键少数的主动作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牵住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牛鼻子”。领导干部是党的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具体要在四个方面凝神聚力：深入开展普法教育、依法正确行使权力、自省自励防患未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外促：民主底下的群众推促。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不能离开北京市全体民众的参与，失去了群众的推动，就会导致对法律和法治的形式与内容、程序与实质之间关系的简单化、片面化、凝固化理解。法律除去它所承载的具体经济、政治、文化内容之后，所剩下的只是一些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形式，或空洞的、不体现任何实质的程序，完全看不到法律形式本身从来都有其特定的、但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法治程序本身正是某种具有普遍性实质的贯彻，而这些特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和实质正是相应的公民权利与责任本身。坚守公民的普遍权利与责任，是各种法律形式特有的普遍内容，在每个环节上体现当事人权利与责任的“程序”本身就是法治的实质。简而言之，法律的形式是有内容的形式，法治的程序是有实质的程序。那些只承认法律的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认为法治不能体现实质正义的说法是将公民的普遍权利与责任本身当作非实质性的、空洞的、虚无缥缈的东西。(www.xing528.com)

合力：善引与觉醒合力推进北京市政府法治化。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上是在党和政府充分归纳总结人民需求的基础上全民共建型的政府，它的建设必然离不开执政者与人民沟通一致基础上的合力推进。执政者特定历史责任下的科学引领，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何种法治发展模式，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可以任意选择的，归根结底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来决定的。中国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发展模式也是由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政府推动型的法治模式是我们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维权意识觉醒下的积极推动，首先，政府推动型法治由政府来主导，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目标就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人为地甚至强制地完成社会制度和社会法治的变迁过程。其次，政府是推动法治化的主要力量，并且为了推动法治更快更好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求进一步扩大自身的权力。从执政者自身和外部群众来讲，执政者优良顶层设计下的科学指导与群众公民意识的觉醒、监督作用的发挥、主动守法意识的增强是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