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物质基础的奠定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物质日益丰富，生活条件改善，教育程度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从全国人口文化程度和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进行了六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文化程度逐年上升。以1990年和2011年分别进行的第四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例，在人口教育程度方面，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相比，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5.88%下降为4.08%。^[3]

“财政收入既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繁荣的直接体现。6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由少到多不断壮大，呈现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从增长速度来看，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50—1977年为第一阶段，财政收入长期保持在百亿元的水平。1978—1998年为第二阶段，财政收入走上了千亿元的台阶。l999—2007年为第三阶段，财政收入跃上了万亿元新高。其中1994—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最快，是我国财政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财政收入直线上升的态势，充分显示了财政增长的强劲动力。”^[4](www.xing528.com)

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国家加强了财政体制改革，保证了给付行政的支出。行政给付要求政府财政支出项目包括社会保障支出，而政府财政支出事项与该国的财政体制相关。我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财政体制的转变。1998年末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就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需要作为支出的重点，让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收缩财政支出范围，使财政资金主要投入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领域，形成多渠道、多主体的投入模式。

财政收入的增加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进行带来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增加，为政府履行社会保障支出义务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政府能够顺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调动充足的资源解决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新的问题，不仅在秩序行政领域，更在给付行政领域发挥其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