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给付义务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分担。分为立法机关的给付义务、行政机关的给付义务和司法机关的给付义务，内容不同。
立法机关是给付义务的首要履行者。立法机关的给付义务就是为残障人受教育权的实现提供所需的法律规定。立法机关承担给付义务的原因是残障人受教育需要通过普通法律予以具体化规定。经过具体化的基本权利形成的法律规定约束相关义务主体的行为。立法机关应当依据实质平等的原则制定出符合正义原则的标准，为执法提供“良法”，一切违背平等原则的法律制度都应当被废止。现代国家必须通过建立制度获得发展。国家为人们提供生活的多样化选择的同时，应当建立起社会正义的文化与法律制度，基于此人们才能正确地选择生活。如果对处境不利地位的残障人受教育的各项制度不平等立法，那么该群体则无法正常参与社会生活，无法真正地实现权利。
行政机关是给付义务的主要承担者。行政机关的行政给付义务就是执行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给残障人提供各种物质给付，包括直接向残障人提供的各种福利、帮助和服务。它属于行政活动中的“给付行政”范畴。“给付行政”又称为“服务行政”或“福利行政”。最初的行政给付是指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生存照顾”，即对维持生活提供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帮助和生活服务。但是现代的行政给付不仅包括“生存照顾”，还包括各种通过受益性的活动和直接促成社会成员利益的公行政活动。[15]现代给付行政包括供给行政、社会保障行政、资助行政。[16]针对残障人受教育权来说，行政机关的给付行为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为保障残障人接受教育提供的物质利益、服务等。具体包括特殊学校或特殊班级及特殊教育资源的提供、合理分配特殊教育资金、提供特殊教育设备、对残障人教育提供的特别帮助和资助、为残障人受教育提供的服务措施等。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要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以平等为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性文件，规范社会团体、学校、公民的行为，来保障残障人受教育权的具体实现。作为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是直接管理残障人教育事业，其承担的给付义务任务最多，接触和掌握的资源最多，对残障人的影响最大，因此行政机关是国家给付义务的主要承担机关。
司法机关承担给付义务的内容较少。主要是当残障人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后，经过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司法机关提供合理公正的司法救济程序，为残障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减免诉讼费用，为残障人诉讼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助听器、手语翻译等服务。(www.xing528.com)
在国家权力中，行政权是最难驾驭的权力，也是最易侵犯人权的权力。[17]正如马克思所说：立法权是“理论力量”，而行政权则是“实践力量”掌握实权。行政权的一个特点是拥有直接的命令权、形成权和强制执行权及自由裁量权。行政权直接面对的相对人是广大的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行使命令、依法执行行政行为，滥用自由裁量权，行政权虽从属于立法权之名，但却容易有威力大于立法权之实。行政权不加以制约，其较大的扩张力与侵犯性，往往对人权构成主要的威胁。因此强调以法控制行政权并通过多种渠道与举措，对行政权加以制约，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多为人民谋利，多尽保障人权的义务，这正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初衷。即“根据法的合理性来制约行政的随意性”[18]，这也是依法治国实质之所在。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才能实施。否则不论是行政机关给付不作为还是过度给付都是非法的。虽然行政机关需要通过投入国家资源及分配等行为实现给付义务，但是在财政立法的现代理念下，任何财政给付都离不开国家立法权的主导和参与。所以，国家必须通过立法权的行使，将国家的给付义务具体化为法律，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供执法依据。
从理论上说给付义务具有请求权功能的，即立法机关没有制定残障人受教育权的具体保障制度、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执行法律，公民都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权，请求司法机关判令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作出给付行为。但是立法机关的给付义务只有在可以提起立法不作为诉讼的国家才能与请求权相对应。例如，德国公民可以直接要求国家立法。而在没有建立“立法不作为”诉讼制度的国家，公民不可以直接请求国家立法，只能依靠国家主动行使立法权。我国《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条是对国家给付义务请求权的限制性规定，因此，只有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给付义务，只有他们没有按照法律实施，才能够提起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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