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近代中国由于被动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被视为落后者，文化上也深受歧视。西方国家由于先发优势，在世界上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划分，这种划分的最早版本应该是日本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1875年）中所描述的“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12]。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音乐文化迅速接受西方音乐体系，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成为中国音乐界的统治力量。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国家工程，弘扬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是这个宏伟工程的组成部分，从专家学者到普通音乐教师无不为之努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远离中华民族音乐传统，以西方音乐理论和技法来‘剪裁中国音乐的审美’，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音乐向更广阔空间发展的瓶颈”[13]。构建中国特色的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音乐理论界适应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要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就要深挖传统内涵，既探寻传统音乐观念，加强对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研究，又要加强对依然活跃于民间的传统音乐形态的研究，把二者结合起来，使观念和形态合二为一。从当代的视野和现实的需要出发，反思古代音乐理论和近现代音乐理论资源，吸取民间音乐的丰厚养料，叩问中国音乐理论体系构建的路径。

中国文化一直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古代中国音乐发展和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历程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音乐艺术体系是一个开放、外显的艺术文化系统，一直与外部保持沟通、交融。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现状非常重要，只有不断发掘、弘扬传统音乐蕴含的艺术形式和精神价值，我们的音乐才能拥有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风格和气派。而从历史上积累传承下来的各种音乐乐语和仍然活跃于民间的各种音乐形式是中国传统音乐知识体系的基本材料。

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学术界的探讨对中小学音乐教学传承民间音乐具有很重要的引导意义。中国传统音乐有双重语境，第一重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历史中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重是历史的语境与当代语境是否符合。我国民间音乐是在农耕传统的历史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传统由于受到工业文化的影响而断裂，其根源在于工业化将农民排除在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农民离乡背井远赴陌生的城市谋生，他们被人为地隔断了同乡村的联系，这种隔断造成了传统农耕文化和附着于农耕文化上的民间音乐的衰落。(www.xing528.com)

关于如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这一议题，广大音乐理论工作者和作曲家进行了积极探讨。从目前取得成果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西方音乐形式的“中国化”，就是以西方音乐的常见体裁为基础，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发展它。二是中国传统音乐形式的“现代化”，就是以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和传统音调素材为主体，借鉴西方作品范式，加以融合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式的现代音乐。三是中国传统音乐创作的“本土化”，即传承中国传统音乐的技巧、形式，创造纯粹的中国民族乐曲，也即纯粹本土特色的作品。应该说，前两种思路已经有相当多的作品，而在当代继承并激活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精髓，挖掘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核心元素，并不断输入时代元素，是当代中国音乐学术界、音乐演艺界和音乐教育界都必须为之努力的重要任务。

亲近并接受民间音乐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受到感染、接受熏陶，在接受过程中，要有积极能动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包括两个方面、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民间音乐传统文化作为接受对象，在个体接受活动中的再创造。另一种是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作为文化资源和艺术经验，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的再创造，也就是所谓的对传统文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个民族的文艺传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绝不是单靠古代作品的代代相传，也不会仅有原始状态的民间音乐，更重要的是把古代的艺术经验和民间的艺术经验通过新的创造转化为现代审美形式，使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