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体系的独特之处

王光祈先生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中，提出了“三大乐系”的概念，后来得到我国音乐学界普遍认同。“三大乐系”理论是根据音乐构造和特征，认为世界各地的乐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音乐体系：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和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

欧洲音乐体系的基本特点包括：① 乐音的固定性，欧洲音乐音与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用音腔来填满的“空间”和“缝隙”。采用这一体系的民族，民间乐器大都不用吟、猱、绰、注的手法，民间歌唱中也无叠音、擞音等；② 调式以四音音列为基础，旋律具有功能和声的表层意义；③ 节拍节奏以功能性均分律动为特征，强弱鲜明，强弱交替很有规律；④ 织体有单声性的，也有多声性的。其多声部思维以纵线性为基础，在讲究声部之间的纵向结合联系的同时，注意横线旋律流畅。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基本特点是：① 乐音的有条件的带腔性，但这种带腔的音有别于中国音乐体系的“音腔”或“摇声”；② 调式的基础由不同的二度音程构成的四音音列，由于每个全音被分成四等分，所以四音音列的样式甚多，常用的有11种；③ 在节奏节拍方面，均分律动与非均分律动同时存在；④ 总体思维方式以横线性为主，但由于运用固定节奏型，旋律节奏与伴奏节奏之间往往形成对比，表现出纵线性思维的特征。[11]

中国音乐体系是我国汉族和除俄罗斯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都采用的音乐体系，其主要的特征是：

（1）乐音的带腔性。音的带腔性即所谓“音腔”，沈洽在《音腔论》中指出：带腔的音都可称为音腔。所谓腔指的“是音的过程中有意运用的与特定的音乐表现意图相联系的音成分（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种变化。所以，音腔是一种包含有某种音高、力度、音色变化成分的音过程的特定样式”。他还指出，“音腔”“是一个音自身的变化，并非不同音的组合”[12]。

（2）音调组织的无伴音五声性。其音调运动规律的基础是大二度和小三度，核心是三音组。三音组按其构成大致可归纳为大二度和小三度、小三度和大二度、以及两个大二度的连续三类。有这三种三音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构成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又根据偏音运用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七声音阶（正声音阶或称古音阶、清乐音阶或称新音阶、清商音阶或称燕乐音阶）。但各种七声音阶的作品，仍以五声为骨干，以三音组为核心，并围绕它们而展开。(www.xing528.com)

（3）节拍节奏的灵活性。中国音乐体系在节拍和节奏方面的特点使大量运用非功能性的均分律动和非均分律动，有时还将非均分律动和均分律动以对位方式结合起来，使它们在不同声部出现。

（4）织体思维的横向性。[13]所谓织体，是一种音乐结构形式的形象化称谓。音乐结构主要涉及“时间”上的结构和“空间”上的结构两种结构形式。时间上的结构称为“曲式”（music form）。在时间上的延展是音乐艺术的特点，而音乐在时间上的延续，无论长短，都有一个结构框架，这种框架或章法，被称为“曲式”。音乐在空间上的结构，被称为“织体（Texture）”。音乐是纯属听觉的艺术，是不可见的。所谓音乐的空间结构，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听到的音响有多少个层次以及这些层次呈现怎样的关系。比如音响是单一的旋律线条，还是在旋律下方添加了和声背景的支撑，或是有好几条不同的旋律交错、重叠等。这种“空间”结构在音乐上的专门术语就是“织体”。织体有单声织体、多声织体、复调织体、和声织体多种形式。中国的汉族音乐始终保持着单线条的美学特征，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基本上都是单声织体，注重旋律性。

中国音乐体系有秦晋支脉、北方草原支脉、荆楚武陵支脉、齐鲁燕赵支脉、吴越支脉、巴蜀支脉、青藏高原支脉、滇桂黔支脉、闽台支脉、粤海支脉、客家支脉、台湾山地支脉等12个支脉。巴蜀支脉或今之四川音乐，“既有后世从中原秦晋传来，或由长江中下游荆楚、吴越流入，亦有原本巴蜀音乐之遗存，然而，更多的是二者之间交流融合的产物”[14]。其中以川剧、四川清音、四川扬琴、山歌为代表性乐种。

清楚中国音乐体系的特点对民间音乐文化传承教育的教学有着重要意义。它能提醒教师要从中国音乐的特点出发而不是从西方音乐特点出发来思考教学，处理教学内容。只有做到这一点，民间音乐的传承才能做到不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