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声音律的概念

中国古代有关音乐的概念有“声”“音”“律”三个。“声”是由物体振动时发出的能触动听觉的波，“音”是有节奏的声，“律”是审定衡量乐音的绝对音高标准。

在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体系中，“声”“音”“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郑玄云：“杂比曰音，单出曰声。”意思是单个的音响叫“声”；不同的“声”互相应和，发生变化而形成一定的组织，称为“音”。《乐记》云：“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陈皓注曰：“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而为声，声之辞意相应自然生清浊高下之变，变而成歌诗之方法，则谓之音”，“成方，犹言成曲调也”[2]。所谓“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就是说以乐器合着音的曲调弹奏，以干戚（武舞）、羽旄（文舞）伴之，产生的音乐舞蹈形式就是“乐”。由此可知，先秦时期的人们对声、音和音乐的认识是：“声”是指人和禽兽等动物自然发出的声音；“音”是各种“声”相应相和产生变化，且变化按一定规则组织并演奏的音乐曲调；而“乐”是诗、音、舞三者的结合，并且与伦理相通，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和”。

“和”的依据是“律”，即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3]。正因如此，《乐记》认为：“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4]这里的“声”指音响，“音”指乐音，“乐”指把音乐演奏起来并加以舞蹈以反映人的喜怒哀乐。所以，《乐记》又云：“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凡音者，生人心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5]。言下之意，就是说音乐起源于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由人心生也”，是人表达情感的艺术。人被事物所感动叫“情动于中”，将感情表达出来叫“形于声”。这些“声”因人情感体验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声如呐喊的、赞叹的、浅吟的、悲泣的、欢喜的等，即所谓清浊高下之声“使五声为曲”，按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似五色成文”，叫“声成文”，形成的就是音乐，即“谓之音”。(www.xing528.com)

音有高低不一样的区别，构成音阶的各个音叫“律”。律是根据振动数来计算的，即以频率比来表示音程的大小。音阶中的各音（各律）在音高上的规定法即为定律法。同一个音阶，既可以按五度相生律，也可以按纯律，又可以按十二平均律定律，根据不同律制规定的音阶，音与音之间的音程大小有明显差异。

《乐记》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从起源来看，早期的音乐是与诗歌、舞蹈等其他文化结合在一起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和审美的对象，更是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承载着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古代音乐，其特点就十分鲜明，呈现诗、歌、舞合一的特点，《汉书·艺文志》就指出：“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6]《诗经》是用音乐伴奏歌唱的诗歌总集，它分《风》《雅》《颂》三个部分或三种曲调。朱熹即指出“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仲吕调、大石调”，并进一步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7]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指明风、雅、颂的划分是由于音乐的不同。[8]因此《诗经》是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体，流传至今的只是诗歌部分，音乐和舞蹈都已失传。风是当时十五国的民歌，根据歌词结构，可推测当时民歌的音乐结构是以分节歌为主，也有在前面或后面加副歌，或开头加引子、结束时加尾声的。孔子在编辑《诗经》时，为求恢复乐歌古貌，“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9]，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本义。《诗经》体现出来的音乐性，一直影响着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使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密不可分。而我国诗歌的格律与句读，都带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性和歌唱性，这是我们在进行民间音乐传承教学时不能不弄清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