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小学民族民间音乐教育探讨与研究

20世纪初，整个社会对音乐教育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重新关注。1912年，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主管部门对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学校音乐教育十分重视。蔡元培提出了将美感教育列入学校教育的宗旨，“以美育代宗教”和“为人生的艺术”的号召，成为当时多数音乐家、音乐教育家进行音乐实践活动的出发点。美育代宗教主张不能用宗教来完成从“现象世界”到“实体世界”的过渡，而应立足于对美的普遍性的倚赖，力图通过美育与智育的结合求得德育的完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倡导激发了艺术实践层面的呼应，“北大音乐团”及以后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成立的初衷正是改进音乐教育，使中国音乐教育立于世界之林。如何在积贫积弱的时代激发人心问题更为时人关注。怎样改良音乐？蔡元培在《音乐杂志》发刊词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

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记》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乐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单简之格调所制限，而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步之迟，良有由也。自欧化东渐，彼方音乐学校之组织与各种研求乐理之著述，接触于吾人之耳目，于是知技术之精进，固赖天才，而学理之研求，仍资科学。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求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合此重重之关系，而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之参考，此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也。吾国音乐家有鉴于此，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此即我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以建设之大原因也。会中诸道师，均于技术及理论，深造有得，而不敢自满，欲以所见与全国音乐家互相切磋，以达本会之希望，于是有《音乐杂志》之发起。倘海内音乐家皆肯表同情于此种机关之创设，而藉以发布其各别之意见，使吾国久久寥寂之音乐界，一新壁垒，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则诚发起人之所馨香而祷祝者矣。[55]

蔡元培“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的主张，得到许多音乐家的呼应。这样，中国传统音乐开始在逐步摆脱旧文化影响、形成新文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生。

关于音乐教育的民族化问题，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关心。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开始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重新进行审视。这个时期的音乐教育家已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拿来主义”，而应该创作我们自己的优秀音乐作品，并以音乐为武器为国家服务。民国12年（1924年）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正式设置音乐科。黎锦晖等创作的乐谱被许多学校选为教材，黎锦晖的作品“一反东西乐曲的形式，而较接近于吾国民情，歌词方面以出以新颖的作风，颇合一般人的口味，……但大体说来，不免靡靡之音，诚非小学生或者说是青年人所宜演唱”，因而音乐教育工作者“希望除采用若干西洋的名曲外，最好能创作合于我们民族性格的乐曲来教儿童”[56]。王光祈是比较早进行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他“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我国‘民族之声’”[57]。1927年，刘天华创办“国乐改进社”并编辑《音乐杂志》。他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认为：“国乐之在今日，犹如沙里藏着金，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能抄袭些别人的皮毛以算数也不能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算数。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涉及到进步这两个字”[58]。刘天华不仅提出国乐改进主张，而且躬身实践。国乐改进社面向社会举办音乐培训学校。刘天华致力改变民乐的地位，组织力量调查各地民间音乐的种类、形式、结构特点，收集了大量民间音乐手稿，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巧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都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都加深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在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之一。刘天华对民间音乐的热爱直到他在收集民间音乐时不幸罹难才终止，但是，他在民族乐器改革、民族音乐搜集创作、民族音乐教学及音乐理论改革等方面的贡献，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音乐要能激励人心，以振国家民族，希望有一种“能唤醒一民族灵魂的音乐”成为当时音乐教育家们的共同心声。唐学咏在《对于我国现有歌曲的改造观》一文中将歌曲的本体划分为“国性的歌曲”“个性的歌曲”“教育的歌曲”“戏剧的歌曲”四类。[59]“国性的歌曲”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民族民间音乐，用作者的话说是“一听就知道是中国式的歌曲”；“个性的歌曲”与音乐家创作的歌曲大体相当；“教育的歌曲”指的是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起到陶冶情操、涵养道德、发扬民气、振奋精神的作用的音乐，类似今天学校教育中音乐发挥美育功能；“戏剧的歌曲”则指的是音乐如何在社会上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萧友梅强调“教音乐的人要把教材慎重选择，凡有轻佻、淫荡、颓废性质的绝对不可采用”，“学音乐的人不独要学高尚的音乐，还要把音乐当作最高的艺术去研究，千万不可当作消遣品来学”，[60]针对“吾国故有乐曲，向来喜用小音阶，故其声多萎靡不振”的问题，提出“改良吾国音乐，非改用大调不可（即大音阶）”[61]。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未来，贾新风于1935年充满感情地指出：“中国之将来的音乐，当与西洋音乐之理论与技巧中，发挥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世界音乐。”[62](www.xing528.com)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对音乐的文化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音乐学家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费锡胤指出，“人心陷溺，风化荡然的现代中国，在建国的途程上，急需正人心，敦风化，教育的设施，应尽其功能，音乐的辅佐，更熟必需”[63]，由此形成一股音乐改良的社会推动力。李抱枕指出，各进步国家，没有一国不重视乐教的发展，“若要晓得一个国家的文化，最好是听他们的唱歌”。他说：“音乐是人类统一的语言，精神的食粮，小可以怡性陶情，调剂生活，大可以移风易俗，使民族活泼团结起来。”他提倡本色的乐教，认为应注意三方面的发展，即“整理旧的音乐”“介绍西洋的音乐”“创作自己的音乐”。关于“整理旧的音乐”，他认为是不容再缓的工作，“民族音乐应当建造在民族文化上，就如同房子应当建造在稳固的基础上”[64]。1939年4月，萧友梅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所递交的提案中，简明概括了音乐教育要“根据美育原则，利用音乐之感化力量，以美化学校生活，陶冶学生德行（特别注重爱国心之发扬），并规定以此为音乐功课之第一目标，而以学习音乐技术为第二目标，以利用歌唱极力抗战热情为第三目标”。他呼吁文学家与作曲家密切合作，创作发扬蹈厉的歌曲。“我国民气的柔弱不振，自然是因为国民教育没有办好；但是社会上缺乏一种雄壮的歌词和发扬蹈厉的音乐，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责任，应该由诗人词人和作曲者各担负一半的。”[65]音乐教育家所关注的问题，已不再是突破几千年来影响中国的传统“礼乐”观，而是更为注重音乐的社会功用，并建立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全民族觉醒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弘扬民族精神的文艺得到极大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和精华得到极大关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66]1938年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艺术干部的学院，它的教育方针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艺术教育方面的方针，它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态度。1939年，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支持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名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又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吕骥任会长。研究会致力于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和整理，并力图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音乐创作实践以及“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服务。研究会1946年编印《民间音乐论文集》中，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对民间音乐研究的目的、原则、方法、范围、选题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是对延安地区音乐家从事民间音乐研究的经验总结，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迅艺术学院坚持“艺术为人民”的方向，将创作方向转向民间、转向生活、转向人民。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年后，李维汉对其一年的工作成绩进行总结，其中一条是“近来对于旧形式的提倡与研究很努力无论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方面，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做出成绩”。鲁迅艺术学院新的教育方针被确定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工作者提出其文艺工作要“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来整理中国的艺术”，“建立中国的工农音乐”[67]等。这是一种方向性、开拓性的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从此，音乐工作者们从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创作素材，根据地的音乐生活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延安在抗日战争中的灯塔地位，全中国的艺术界和艺术爱好者都在期望鲁迅艺术学院拿出东西来，即在中国艺术的整理、工农音乐（实际上就是大众、普及的艺术）的建立方面做出成绩。

整个民国时期，“我国小学音乐教育，尚在萌芽时代”[68]，从课程标准、教材、师资到教学法研究、教学设备设施均极匮乏，民族民间音乐教育在有识之士的呼号和努力下一息尚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